中国传统艺术是植根于农耕文化的艺术，关注乡土、农耕，是中国古代诗文绘画的传统，但直接描绘农民形象的绘画作品却相对稀少。近百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描绘农民的形象，表现他们感情、精神和命运的美术作品已经构成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篇章。由中国美术
馆策划主办的“农民・农民”――藏品暨邀请展于11月1日至26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是一个反映中国农民的历史和现实生存状态的画展，由260件作品组成，画种为中国画、油画和版画，大部分参展作品为新作，按主题和时代特征陈列。
马大爷（油画）王式廊1957年
中国传统艺术是植根于农耕文化的艺术，关注乡土、农耕，是中国古代诗文绘画的传统，但在美术方面，直接描绘农民形象的作品却相对稀少。近百年来，随着整个社会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美术创作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身影。表现农民的感情、精神和命运的美术作品，构成20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篇章。
中国美术馆从11月初开始展出的“农民・农民”展，由馆藏作品和邀请作品两部分构成，馆藏作品展示了20世纪前期以来，以农民为题材的绘画作品。邀请展部分则展示了当代画家心目中的农民。展览按“容貌与个性”、“土地与家园”、“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三部分陈列。第一部分突出作为人的容貌和农民身份特点的关系，其中既有历史变迁留下的烙印，也有相对稳定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到作为中国人的一些气质和特征。第二部分表现艺术家对农村生活的体验、认识和想象。在历史演化的同时，不同地域的农村环境和文化也保留了它的特殊性，以及它对农民生活和个人气质的影响。第三部分直接反映中国社会变化，比如战争、土地改革、合作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与农民的关系。由于对这些事件的表述有基本政治框架的要求，这些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大都顺着想象的故事情节和内容需要而创作，因此更具有戏剧性的效果和强烈夸张的特点。
中国美术馆藏品中较早的农民形象作品，是王悦之《弃民图》（1930）和唐一禾《祖与孙》（1939―1944）。这两幅作品与其说是画农民，不如说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民众的写照以及艺术家个人感情的真实流露。它们和传统绘画中的农民形象相比，显然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和更明显的现实喻指。新中国建立后，罗工柳、王式廓、蔡亮、刘文西等人的作品，多了一些自信、果断、强悍、快乐、幸福等和新时代“主人翁”有关的特质。
改革开放初期最引人注目的农民形象是罗中立的油画《父亲》（1980）。由此引出的一场关于真与假、美与丑问题的讨论。从此以后，有关中国农民的形象表现有了更宽广的空间，有了多种角度和形式，在所谓的“美”与“丑”之间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可以是描画农民的艰辛和远不富裕的现状，也可以表现他们安于平凡生活的满足；既可以运用写实的手法和现实主义的视角处理情节性题材，也可以用表现的手法和浪漫的抒写予以夸张和概括。
对农村日常生活景象的描绘，再现农村生活状况，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最富有感情色彩的部分。韦启美、董希文、张文新、周正、朱乃正、李焕民等人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抒情性，表达了画家对农村生活的美好想象。即使比较艰苦的农业劳动和简陋的生活条件，也被描写成生意盎然和富有诗意的画面。
1978年以后，描绘农村风情的作品多了起来，表现乡土生活的平实和自然，代替了盛行一时的夸张和矫饰。在80年代寻根和乡土风的影响下，描写农村生活的油画作品更强调真实性，画家们也开始了恢复抒情和想象田园生活的传统，作品更具有抒情性和主观象征性。他们描绘的乡村生活的油画以传达着朦胧含蓄的心境，以情感和内涵的精神的多义性感染观众，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想象农民日常生活平凡而富有情趣的一面。
相对油画的凝重和沉厚，中国画在描绘农村生活时显得比较轻松和自由；而相对于油画一贯重视具有历史和社会性“重大题材”，五十年代中国画的改变主要在于接近现实生活。许多中国画家一改传统文人画的冷逸超脱，开始关心现实社会生活，潇洒自然地表现人间生活情趣，同时积极靠拢主流意识形态。黄胄、方增先等人创作了表现新农村题材的代表作品。
当代农民题材作品的最大变化是艺术家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增强。画家在农民形象中注入个人对当代农民问题的观察和认识，并尽量寻找相应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态度。与20世纪前期艺术家走向边远乡村，速写式的描写农民不同点是，在当代画家的笔下，农民不再是被观看的客体形象，不再只是需要传统文化习惯定义的农民；与20世纪中期的农民形象也不同，那种作为民族、国家和社会变迁中当家做主人的新农民形象，仍然是按照某种政治话语塑造出来的形象，实际上脱离了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农民。“他”作为社会标志的象征存在，大大高于“我”作为个体生命的实际存在。
在表现农民和土地、家园的关系方面，一些作品继续保持乐观的象征意义，演绎土地家园和民族的联想。也有不少画家抒发中国文化对乡土的眷恋和对淳朴生活的向往，这些作品在保持中国文化习惯的乡村叙事模式的同时，有向更粗犷和狂放的乡野情绪发展的迹象。在他们的作品里，乡土田园不再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在更大意义上它是人存在着并感受到价值的结实大地和生活本身。在这里，土地和家园再一次被赋予象征性的意义，但已不是政治宣传和动员所需要的话语或企图改造农民的文化话语，更多的是艺术家带着想象和感动的作为个性生命的存在，同时也是对农民存在方式的肯定和赞美。
相对于上述比较理想化的土地与家园的叙述，也有一些作品表达了乡土生活中出现的变化，以及对这些变化的思考。这些作品表现了对土地和家园的苦涩艰辛地守望，对历史变迁和人的命运的无法预测的茫然，都说明处于急剧变化中的农民与乡土和家园的关系和认识，已经突破一边倒的乐观描述，明显增加了疑虑与思考的因素，都鲜明地表现了一种与传统概念中宁静抒情的田园诗相去甚远的境界。
许多作品抓住了农民和当前社会的关系以及农民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等敏感问题，有意识地表达了画家对这些复杂问题的观察角度和看法。如表现农民和城市关系，表现民工生活，表现现代化过程中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在中国更突出地表现在农民与土地，农村与都市化的矛盾之中。画家一方面通过描绘农民在城市的处境，表达了都市化造成的社会失衡，同时也流露出温暖的人情关切。显然这与纯粹从政策层面去演绎和解释农民和城市关系问题有相当差异。差异之一是画家往往站在人和人性的立场，带有个人感情地去解释眼前出现的有关农民的现象与问题。
《农民・农民》，范迪安主编，中国美术馆200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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