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腊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在1998年戛纳电影节上摘取金棕榈大奖的那部《永恒和一天》（Eternity And A Day），曾经有位电影人开了个玩笑：“永恒和一天，这应该是片名，还是这部电影将留存的时间？”确实，这是一部带有强烈“时间”指涉的影片，而它的存在意义，也同样如是，即使时间
影片的主角是一位久负盛名的诗人亚历山大，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天。他决定离开长久居住的那栋海滨小屋，离开之时，他发现了一封尘封已久的信，发信人是他死去已久的太太安娜。于是他发现了他的太太安娜曾经是如此地爱他，以往的温暖点滴层层来袭……而在驱车的路途中，他意外遇到一位非法移民的阿尔巴尼亚小孩，小孩似乎在不经意中让他重新浮起对生命的肯定意义。
一个生命走到终点的老人，而且是位名诗人，在他最后一天发生的故事。这些素材，如果交到一位好莱坞片商的手里，那将是多么地充满跌宕沉浮的戏剧元素？而这些东西到了爱琴海边的安哲罗普洛斯手里，变成了舒缓、稍不留意就无法觉察的移动长镜头，深邃而充满思辩色彩的空镜头，片断式的细节碎片，超然身外的心灵独语，以及过去、将来与现在之间看似轻松实则滞重的时间穿梭，还有“生命”与“历史”的宿命诠释，这些到最后慢慢地聚拢为一出关于沟通、孤独、温暖、伤感，历史、现实、追寻与放逐的精神史诗。
导演把时间的起点放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似乎是为了用肉身的即将湮灭来对应更让亚历山大彷徨的精神危楼。冰冷的影像格调，那是接近零点的内心温度――众人仰慕的诗人，却在自己的女儿和女婿那里感受到轻描淡写的冷漠与隔离。而开篇即展示的极尽欢娱的童年时光片段――大海，生命刚刚开始的少年，对世界充满不真切却满是热忱的眼光，这自然也是为亚历山大开始时光回溯之旅刻下一个动机与注脚。
影片里有两个颇具哲学意味的问题一直伴随着亚历山大生命的最后之旅。一个他在为自己的诗歌“购买”词汇后大声地责问自己――“为什么我始终是一个被放逐的陌生人？”另一个问题则是当他在医院里与老母亲道别时问的“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爱？”正是这种不解和遗憾，让他开始了最后一天的探寻。影片的开端，亚历山大透过窗户，凝视对面屋子里的陌生人，入耳的是那首回应他的相同的曲子，在亚历山大看来，那是彼时“他与这个世界惟一的联系”。他本想去找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与其知道，不如想像”。而最让亚历山大困惑的是，他为什么很晚才知道妻子那么地爱他，而他居然还是一个文字极其敏感的诗人。这无疑让他感觉自己“一直是个漂泊者，一个陌生人”。
因此，亚历山大似乎从一开始就在试图完成一件他人眼里无法完成的任务，那首他希望能接续成的长诗。而他对过去时光的那只挽留之手，似乎同样是那么不切实际。一次次的找寻那些业已失落的词语，用它来完成诗集，就是驻留一段历史，无论是希腊的大历史亦或是个体的小历史。影片里有一个词反复出现，那就是“放逐”。亚历山大告诉孩子一个住在意大利的希腊诗人的故事，说他希望能用母语写诗及卖诗给希腊的人民。而孩子卖给他的其中一个词便是“放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放逐者”，孩子是政治上的放逐者（因为他是非法移民），亚历山大则是精神上的放逐者。亚历山大在帮助孩子的时候，倒不如说是他其实是在帮助自己，帮助自己拾回一些失去的美好的东西。
“一个镜头可能是当下，也可能是数十年，甚至数十世纪之久。”（《导演视野》一书中杰夫・安德鲁语），影片中，安哲罗普洛斯用他一贯的长镜头来穿越时空阻隔。从现在到过去，也许仅仅是用手撩起薄薄的门帘，而已逝的安娜便宛若再生。费穆的《小城之春》里的长镜头和回避“倒叙”是为了让观者能更好地感受时间之流逝过程以及这中间衍生的诸多情绪。而安哲罗普洛斯虽然让镜头与人物审慎地保持着距离，极少打破时空的延展，但在他的影片里，时间更有穿梭的“自由”，甚至是往昔世纪的诗人与现实中人对面相逢。时光似乎从现实和历史中被释放被解放了，国家的盛衰和个人的爱恨都在这样的穿梭中一次次地经历巡礼和审视。
时间，这个概念也一直贯彻着影片的始终。从一开始孩童间天真的对话――“时间是什么？”，“祖父说，时间是一个孩子在海边玩泥巴。”到影片最后亚历山大与妻子的一问一答――“时间是什么？”，“时间是比永远多一天。”从最初的感性到最终理性，这是一个漫长而不可逆的历程，它让人惶惑甚至慌张，尤如亚历山大最后那双不知所措的手，和那张若有所思的脸庞。
我并不清楚在希腊，是否真的有如此之长的电车，我更愿把它看作是一种象征的意象，它指代着绵延的生命。每个人都上车与下车，每个人都是“在路上”，而“时间”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你的载体，不管是一日还是永恒，人始终是历史的人质，逃无可逃。影片的结尾，在一个深夜，亚历山大临别时问小孩子：“告诉我，明天会有多久？”孩子回答了一句阿尔巴尼亚语――“阿拉维尼。”阿拉维尼，它的意思便是“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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