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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是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1935年创办的新知书店和1936年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而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1925－1932）。
《生活》是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开初内容比较单调，进不了文
《生活》的订购数逐渐上升到15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销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刊物，由此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蒋介石要求黄炎培改变刊物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邹韬奋与胡愈之、徐伯昕、毕云程、杜重远等人商量，决定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独立办刊。胡愈之建议独立后创办生活书店，可以在刊物之外出书（周刊社本来也有一些文章结集出书）。在为生活书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他提出了三个原则，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这三个原则使生活书店不同于当时一般的私营企业，对生活书店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2年7月，生活书店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三联书店的开端。这一年，邹韬奋37岁，胡愈之36岁。
生活书店成立后，胡愈之又协助邹韬奋制定了经营方略。一是表面上把周刊与书店分开，以免周刊因不改立场而被禁时影响书店；二是以书店为核心出版多个刊物，书刊互动，快速发展；三是出版与发行并举，不但发行本版书，而且经售、代办各种书刊报纸。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初都是由生活书店代理发行业务。这三家书店目标基本一致，一开始就有密切联系，为以后的合并埋下了伏笔。
从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胡愈之虽然没有在《生活》周刊社和生活书店担任具体职务，但他实际上是《生活》周刊发展初期的重要参与者，是生活书店的设计者和主要创办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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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于邹韬奋在读者中很有号召力，鲁迅特请胡愈之约他参加。邹韬奋欣然答应。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实际政治活动，也是第一次与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人共事，这无疑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影响了生活书店的立场和发展方向。不久，民主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韬奋也被列入暗杀名单，只好出国避难。行前，他将《生活》周刊托胡愈之照料。胡愈之不负所托，不但组织编务，而且原来每期由韬奋执笔的“小言论”都由他来写。刊物办的很有锐气。
1933年底，由于胡愈之的一篇短文，当局通令全国查禁《生活》。在最后一期上，胡愈之写了《最后的几句话》，强烈谴责当局的无理行径，同时刊登了邹韬奋出国前就已经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生活》虽然被禁，但不到两个月，即按胡愈之原先的设想，又创办了《新生》周刊。胡愈之建议请与张学良有良好关系的杜重远出面注册《新生》，得以顺利通过。《新生》完全继承了《生活》的办刊宗旨，“一切仍属旧贯”（邹韬奋语）。
此间，胡愈之还为生活书店策划创办了《文学》、《世界知识》两个刊物。《文学》由茅盾、郑振铎主持，胡愈之担任编委；《世界知识》则由胡愈之亲自主持，这个刊物寿命很长，抗战胜利后发展成为独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人也是胡愈之。韬奋1935年回国，立即与胡愈之一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包括邹韬奋在内的救国会七君子。胡愈之担负起营救的组织工作。经过长达8个月的不懈努力，在全国各界的支持下，1937年7月底，七君子终于被无罪释放。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风云变幻、国难当头的日子里，邹韬奋和胡愈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韬奋每当有重大决定时都要征求胡愈之的意见，对他十分佩服和信任。1938年12月，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有共产党色彩的书刊开始新一轮的清理。生活书店又面临一个新的关口。邹韬奋特别邀请胡愈之到重庆，商洽书店大计，总结9年来的工作，制定抗战阶段书店工作原则和新的编辑出版计划，并请胡愈之主持修订新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
新的《章程》重申了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并在组织上确立了三个系统，第一是社的小组，这是帮助社务能正确执行的细胞组织；第二是业务系统；第三是自治会系统，这是增进同人福利，实行自我教育，提高每一个职工政治认识水准的细胞组织。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方法在上世纪30年代是十分超前的，是富有创见的。这可能与胡愈之曾到苏联访问有关。
在这次会面中，胡愈之建议，在后方和海外开设生活书店分店，化整为零，把人员和物资分散到五十几个分支店，既保存了实力，又扩展了书店业务。韬奋深以为然。在随后举行的社员大会上，胡愈之被选为理事会理事、编审委员会主席――这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担任的唯一一个公开的职务。会后，胡愈之对编审工作的各个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适应抗战建国需要、促进大众文化、发展服务精神”的出版原则和编审工作计划化的要求。他手订了全年和各季度各类出版物的编审计划、出版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措施，把过去的出版物分成A、B、C、D、E五类，由每个编委分担一个种类的编审工作。为保证编委会工作的正常进行，还制定了《编审委员会组织及办事细则》20条。在组织领导上，改总编辑负责制为编委会集体负责制。编委会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会议，商讨选题、组稿和审稿工作，开会时请经理、生产部主任和营业部主任列席。这些制度的确立，对于生活书店业务的规范化、科学化具有开创意义，极大提升了书店的职业化水准。
邹韬奋对胡愈之的工作给予极高评价，他说：
我们的胡主席是对本店最有贡献的一位同事……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的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于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编审，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计划力，极为朋友所心折，所以有“诸葛亮”的称号……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传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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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胡愈之奉命去南洋工作。1945年9月，他在南洋得知邹韬奋去世的消息。当时他一直不相信这个不幸的消息，直到三个多月后，接到郑振铎从上海寄来的《民主周刊》，上面刊载了一篇写韬奋之死的专文，才不得不信。他怀着悲悼的心情一气写下长达3万字的纪念文章。他称韬奋是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伟大战士，是伟大的爱国者。他认为，韬奋是属于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这其实也是对韬奋所创办的生活书店的评价和定位。这个评价和定位一直影响到如今的三联书店。
1950年4月，胡愈之作为全国出版界的领导人，在三联书店第一次全国分店会议开幕式上讲话，高度赞扬了三联书店，同时对三联书店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意见。他说：“三联则一直是在进步着，所以它能有今天的发展。它曾向广大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启蒙教育工作，也曾培养了不少的革命干部，现在它有六百多名干部在直接继续参加出版工作，而新华书店中也有不少干部是三联培养出来的……”他要求“三联就组织与管理上为全国作公私合营事业的模范”，“三联除了做出版发行工作之外，对一切私营书店，还负着领导和扶助的责任”，“要做到企业化”……
1982年10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纪念会时，86岁高龄的胡愈之写了贺信。他充满深情地写道：
我和这三家书店关系很密切，尤其是和生活书店，关系更加密切。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是我亲密的朋友，我常常为韬奋主编的刊物写稿。关于书店的出版方针以及书店的内部结构，韬奋常同我交换意见……这三家书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战胜了反动统治的残酷迫害。到1948年，合并成立三联书店。新中国诞生后，三联书店继续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为广大人民，贡献力量。
……
从1931年到1982年，五十多年里，胡愈之先生一直关心、帮助和指导着三联书店，多次为三联书店规划蓝图、引领路径。他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即，不是为了做出版而做出版，而是为正义事业，为民族的需要，为大众的利益；为了这一切，要善于经营，但决不为经营而牺牲意义。这是作为一个三联人要永远记取的。
2006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