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的出版生涯中，汪道涵同志是我终生难忘的智者。他对图书那么热爱，对出版那么熟悉，对出版的规律认识得那么深刻，对出版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那么重视，都让
我受益匪浅。回想起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水长思泽惠，山高忆德风”，他对于我个人的帮助，对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帮助，令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长期的出版工作中，我结识了许多高风亮节的领导同志；如果说起对读书生活的热爱、对出版工作的熟悉，汪道涵同志是最让我敬佩的党的高级干部。
我初次认识道涵同志，是在1985年。当时他刚从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任上退下来，担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那时我在学林出版社工作，担任大型丛书《上海经济区工业概貌》的责任编辑，因为这个机缘，认识了道涵同志。从1984年到1988年，在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两任主任王林、汪道涵同志的领导下，规划办公室组织力量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情况进行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由此前后出版了30多种有关上海经济区工业情况的大型工具书。这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关于区域经济状况分析的最大一套丛书，它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融合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道涵同志对区域经济发展精深而全面的讲解，每每令我们折服。
道涵同志在市委书记、市长任上时，就非常重视出版工作。1982年，根据他的指示和安排，成立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专门从事科技、经济、管理方面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出了不少好书，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后来改名为“上海远东出版社”，现在是我们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员。
1986年，在道涵同志的关心下，上海恢复了三联书店。他指示上海三联书店要抓住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特点，以出版经济管理类读物为核心，办出自己的特色。正是出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定位的要求，组织上派我到上海三联书店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我们在上海三联书店落实道涵同志的指示，组织出版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道涵同志对这套书非常关心，当我们听取他的意见时，他也总是给出非常中肯的建议，并把其中的不少著作推荐给有关领导部门，以此来扩大这套丛书的影响，发挥丛书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图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外有学者评价说，它对新时期我国的经济理论建设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这样的成绩与道涵同志的指导是分不开的。目前这套丛书已出版了近200种。这套书的作者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出于对道涵同志的仰慕，到了上海，总是提出想见见道涵同志，汇报汇报研究工作，谈谈想法。道涵同志也总是尽量抽出时间来接待他们，和他们进行良好的沟通。这批作者中的大多数现在都成了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樊纲、易纲、海闻、贝多广、张志超、张维迎、蔡?、史正富、潘振民等等。
1991年初，根据组织的安排，我到香港工作，先后担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总编辑。临行前，我去向道涵同志告辞。当时香港正进入后过渡期，道涵同志勉励我，到了香港，要充分发挥出版工作者的作用，从文化建设方面，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多做贡献。我们按照道涵同志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团结了一批香港著名学者，组织了“后过渡期的香港经济丛书”、“国际?望丛书”和“当代民主政治透视丛书”等很有影响的图书，很受香港同胞的欢迎。我每次从香港回到上海出差或者探亲，都要到道涵同志那里去，跟他谈香港的情况，特别是香港出版业的情况。道涵同志总是根据我们的汇报，给出很好的意见。
1993年底，我回到上海，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和道涵同志的接触更多了。我们在平时的出版工作中，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遇到了难题，更是要向他请教。这其间有几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1995年，我们出版了一本书，事后发现，其中有些内容有所偏差。我们马上向道涵同志征求如何处理的意见，道涵同志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度的政治智慧，建议我们马上采取果断措施，追回这本书，消除不良影响。由于他的建议，我们在处理这件事上比较果断、及时，避免了工作上的被动。我们还经常在编辑出版重大选题时听取道涵同志的意见，例如在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图集》时，曾特意把道涵同志请来审稿。道涵同志对党史、国史、军史都非常熟悉，许多照片，他一看到就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他花了半天的时间对书稿进行仔细的审阅，对书的结构、编排方式、收录的照片等，都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审阅书稿以后，他觉得这样重要的一本书，一定会对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于是欣然同意出面请江泽民同志为这本书题辞。他认为，江泽民同志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建军70周年之际为一部重要的军史图书题辞，是非常有意义的。在道涵同志的建议下，江泽民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图集》题辞：“弘扬光荣传统，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而努力。”这本书后来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我们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图集》时，道涵同志也亲自听取我们的汇报，帮助我们论证、审稿，这对提高书稿的质量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为了让中国的读者具有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在道涵同志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退下来的老领导、内地和香港的著名学者组建了东方编译所，出版了“东方编译所译丛”。“东方编译所译丛”收录了当代国际政治等领域最前沿、前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相当多的图书，都是道涵同志亲自推荐的。我们也会每年报给他一个准备出版的书目，他每次都仔细审阅，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许多书出版之后，他也会推荐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阅读。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以后，经道涵同志提议、市委领导同意，东方编译所正式并入集团，道涵同志与集团的关系因而更加密切。我们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他只要有空，就过来参加。这些研讨会涉及的领域很广，包括国际政治、党的建设、国际共运、两岸问题、香港问题等，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一起，就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探讨，听取大家的意见。
道涵同志非常关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发展，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机遇。2002年8月，当时美国高盛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现在的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到上海访问，寻求在中国扩大业务，拜会了道涵同志。道涵同志就向他建议，可以先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在推进上海金融现代化方面开展一些工作。鲍尔森非常重视道涵同志的建议，当即与我们商定，2003年4月两家合作在上海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金融研讨会。因为非典的原因，这个研讨会取消了，但2003年9月，高盛公司还是派出“华尔街女股神”艾比・科思等高层管理人员到上海来，参加我们两家举办的高峰论坛，发表演讲。道涵同志就是这样，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为我们提供合作的机会、发展的机会。他先后介绍台湾的、香港的乃至欧洲的许多大企业家和其他知名人士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来，为双方的合作架起桥梁。
道涵同志对出版的关心，来自于他对图书的热爱。熟悉道涵同志的人都知道，他对图书的热爱，真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我的印象中，道涵同志身体比较好的时候，一个星期总要两到三次去逛书店。让人感动的是，他每次去书店，都是以普通读者的身分，站在书架旁翻书。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身体不适，道涵同志竟然昏倒在书店里。他这种以读书为第一需求的精神，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肃然起敬。许多老的营业员、老的读者对他都非常熟悉，见了就和他打招呼，说“老市长又来看书了!”他也很亲切地和大家交谈，和大家讨论哪些新书有价值、哪些版本有意义等。道涵同志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与群众广泛联系，体察民情、了解信息。
在我的出版生涯中，陪道涵同志逛书店有很多次了。1992年，道涵同志因为两岸关系问题到香港。尽管公务十分繁忙，他还是让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想到香港三联书店来看书。后来在香港三联书店中环门市部里，道涵同志呆了一个下午，和我们一起翻书看书，讨论香港的经济问题，指示我们在这方面多做些研究、多出些好书。
道涵同志博览群书、中西贯通，他尤其对当代国际政治有精深的见解，对这方面的著作十分熟悉。在工作中，经常会有国际友人赠书给他，他每年都会把一些重要的书派人送给我们，让我们看一看是否有出版价值。像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就是经过道涵同志的推荐，我们安排翻译出版的。现在回想起来，道涵同志这些年来总共向我们推荐了100多种图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觉得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就组织专家学者认真翻译，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2001年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访华，经过我们的安排，道涵同志会见了他。当时正值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后，哈贝马斯秉持“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他是对北约这一行为表示支持的。道涵同志同他展开了讨论，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从学术和政治的角度，委婉而又坚决地指出，这样对一个主权国家悍然使用武力，是有问题的。听了道涵同志的阐述，哈贝马斯也不得不表示尊重。这件事情，既展现了道涵同志的学养，也充分地表现出他坚定的原则性。
道涵同志自己有精深的学养，他对从事出版工作特别是出版管理工作的同志，也有较高的要求。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2003年，道涵同志有一次向我了解中国出版业的状况，询问到各地出版人队伍的状况，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状况。当听到各地出版战线的“一把手”有不少是党政干部从其他岗位上转岗而来时，他非常感慨。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从事出版管理的同志都是行家里手，像国家出版总署的胡愈之同志、徐伯昕同志等，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罗竹风同志、宋原放同志等，都是有几十年经验的一流的出版家。他觉得从事出版管理的“一把手”，应该更多地从出版界内部产生。让党内的内行人来管理专业性、政治性比较强的部门，是我们党多年来在文化领域的成功经验，应该坚持。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了，我们应该比建国初期更有条件做到这一点。他说，如果以后有机会，要把这个意见向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认真地反映一下。
在多年的出版生涯中，汪道涵同志是我终生难忘的智者。他对图书那么热爱，对出版那么熟悉，对出版的规律认识得那么深刻，对出版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那么重视，都让我受益匪浅。回想起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水长思泽惠，山高忆德风”，他对于我个人的帮助，对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帮助，令我永远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