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三个月前，在公众的眼中，乔纳森・利特尔（Jonathan Littell）还不存在。但是，随着其小说处女作《仁人善士》（Les Bienveillantes）的大获成功――不仅在法国畅销28万
他的隐士作风导致谣言的广泛流布，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一条，是说他根本不是小说的作者――那本书是伽利玛出版社的编辑里夏尔・米莱（Richard Millet）写的。法国《世界报》11月16日刊出了对利特尔的专访，实属难得一见，且篇幅很长。我们来看看这位今年世界文坛的头号红人说了些什么吧。
关于突如其来的成功
利特尔表示，成功来的如此之快，就连他自己，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找出原因。
他以五年时间写作此书，最大的奢望，不过是能让它卖出三、五千本，伽利玛的市场预期也好不到哪儿去，但它一举取得难以置信的，爆炸性的表现。到9月份，《仁人善士》的销量突破15万册时，他曾与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谈起此事，后者说：“到这份儿上，不管是编辑还是作者，都没法加以解释了，只有历史学家有这个能力。”
他和诺拉试图分析此书如此成功的原因，却无法找到确切答案。但往大了说，或许可以有这样两个假设，其一关乎法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其二则与文学有关――在过去几年中，出版界一直在寻找更宏伟、更富文学性的大书。
利特尔表示，仍需时间来解释《仁人善士》的巨大成功，今后几年以色列、美国和德国读者对此书的接受程度，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在法国的走红。
关于纳粹视角
《仁人善士》写的是一个纳粹军官马克西米里安・奥厄（Maximilian Aue）在战后死不改悔的回忆，且通篇以他的角度叙述。在接受《世界报》的采访时，利特尔引用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话：“行刑者没有语言，即便他们开口，也是国家的语言。”
在他的书中，行刑者开了口，而且就是照那个样子在说话，就像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上说话的方式一样。
利特尔说，他熟悉这些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因为他有作为国际救援人员，在波斯尼亚、车臣、阿富汗和卢旺达等残酷之地工作的经历。他不想依传统小说之路，成为一个全知的作者，或是像托尔斯泰那样，总是让自己介入善恶之间。他决定站在叙述者和回忆者的位置上，即便此人是个反面角色，但唯如此，他才可“深入纳粹的表皮之下”。
很多人质疑此书的真实性，但利特尔辩称，他追求的是艺术而非生活上的真实。它无关党卫队或盖世太保在历史上的具体分工有何不同，瓦西里・格罗斯曼（Vassili Grossman）在写有关艾希曼的通讯时，在基本事实上也有很多不确甚至完全错误之处，但这无损于他文章的意义。《仁人善士》与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有关犹太人受难的纪录片《浩劫》（Shoah）虽然角度迥异，但殊途同归。
在被问到《仁人善士》的电影改编时，利特尔说，电影版权尚未卖出，他觉得此书不可能被编上银幕。
关于“英腔美调”
利特尔对书中有所谓“英腔美调”（anglicismes）的批评不以为然，并以福楼拜为例，指出他虽受诺曼风尚的影响，但《包法利夫人》的语言仍然创造出旷世之美。
他说，有自己语言特色的作家是幸运的，在今年的法国文坛上，多位母语非法语的作家赢得了大奖，除他之外，还有费米娜奖的得主，生来讲英语的加拿大女作家南希・休斯顿（Nancy Huston），以及勒诺多奖得主、刚果裔作家阿兰・马班库（Alain Mabanckou）。如今，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比如英国，来自南亚次大陆甚至日本的作家不断问鼎布克奖；在美国，来自中国的哈金也曾在1999年的国家图书奖评选中折挂。
“感谢他们，语言因此得以变得丰富。”利特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