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的作者是位财迷，利用民主情绪来谋取金钱利益，对雨果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跟踪的暗探如是说。这个情况是一位法国国家公
这部作品题名为《作家的警察》（La Police des Ecrivains），作者叫布伦诺・菲利尼（Bruno Fuligni）。该书对法国臭名昭著的侵犯个人隐私的状况，尤其是对像雨果这样的舆论制造者的严密监视有非常深入的反映。警察对他们见到了谁、说了些什么、与谁同床共眠、吃了些什么以及赚了多少钱了如指掌。
菲利尼先生是法国国民议会的工作人员。虽然他不能查阅当代的档案，但他说政府监视公民的状况今天并未有所改变。“在使用羽毛笔的时代很简单就能办到的事，有何理由在互联网和电话的时代就不做了呢？”他觉得不那样就不合逻辑。
在被秘密警察跟踪的许多作家中就有19世纪的诗人保罗・魏尔伦。他在爱上了另一位著名的诗人亚瑟・兰波之前曾与一位政府职员保持“奇怪的关系”。
喜剧作家欧内斯特・费多（Ernest Feydeau）是另一位处于被监控之下的名人。据说他鼓励其富裕的妻子与社会名流搞婚外情。一位侦探在1873年2月7日写到：“今天，夫人被糟蹋了，而且这位身体的四分之三处于瘫痪状态的先生的唯一健康部位是他的头脑。”
然而，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发现却是菲利尼用来撰写该书的那三箱关于雨果的秘密报告。至今，雨果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高卢共和价值观的化身。
在争取民主、宽容和人权的斗争中，雨果一直被拥戴为首领人物。但据警察的报告说，他对自己的银行账户以及名誉更关心。
当支持者们请求他帮助时，他“只会故作姿态，漫不经心，发表一个自我吹嘘的演讲，就此完事”。
当一位年轻的外省诗人给他写信时，他仅在小册子上乱涂几句，因为这样就可以免费寄走，不必花0.25法朗的邮票了。
每当有人要他为左翼运动写些东西时，他总要讨报酬。“对他来说，共和仅是一个金钱的问题，而且确实给他带来大把大把的钞票。”
虽然这些报告带有对雨果强烈敌意的色彩，但它们包含了许多细节，于是增强了其可信度。例如，1877年4月2日一位密探写到：“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存放在了英国，这样在他离开法国时就可以毫无财产损失了。”
三个月后一位朋友要请他共进晚餐，并给他端上了牡蛎汤、烤炙的鳎鱼、涂了辣椒汁的鹿排、布冈蒂红酒、查尔特勒甜酒。这是一些告密者向警察透露的雨果当晚的菜单。
1879年，巴黎警察局收到了一份报告，里面说雨果正在被“一个年轻女郎利用，他使她成为了自己的情妇。女郎长期不清楚自己的情人就是鼎鼎大名的诗人，但知晓后就对他进行敲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