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评论》在介绍《湘江评论》时，亲切地称呼后者为自己的“好兄弟”，是“一个惊喜”。类似这样的“好兄弟”，在各地还包括成都的《星期日》、杭州的《浙江新潮》和《钱江评论》等，这些地方刊物在影响力方面当然不及《每周评论》这个“老大哥”，不过其存在，倒也能展示出从新思潮是怎样从文化中心城市向各地传播，并在此过程中染上各类“地方特色”。
在各地的“小兄弟”中，《湘江评论》因为其主编者后来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产生的影响而具有了不一般的历史地位。1918年8月，湖南青年学生毛泽东来到北京，他此行目的原是组织湖南学生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这个在众人眼中还“土里土气”的青年在北京没有引起太大注意，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的有名人物都不会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湖南土话”。话虽如此，毛泽东在这个新文化中心仍然大有收获。1919年4月，他结束游历，带着在北京耳薰目染的新习气回到湖南长沙，试图要在这个内地城市引领起时代风潮。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周刊出版，刊物在形式上基本和《每周评论》一样，报纸型四开一张。大部分栏目都模仿《每周评论》而设，比如“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通信、放言、新文艺等。其宗旨和五四初期大多数学生刊物类似，是“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湘江评论》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行，为推广起见，定价是“每号铜子二枚”。
《湘江评论》的“个性”在于它特设的“湘江杂评”、“湘江大事述评”等栏目，以地方政治文化为考察评论对象，为五四时期湖南特定的文化氛围留下一份剪影。例如在被禁前的最后一期，《湘江大事述评》的内容是湖南学运史，主办者显然力图为湖南学生运动建立一个独属于他们自己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湖南学生运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晚清。这一传统的建构起始于戊戌的时务学堂，其中着重渲染公葬姚陈二烈士等历次学生运动，到武汉光复湖南成立学生军为止，文章连载未完。进入作者关注视野的学生运动，其共同特征是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在五四运动前，湖南学生为自己构建出这样一个地方传统，显然志不在小，而风云变换的时局也为他们的这份政治热情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舞台。与其他城市相比，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运动和复杂地方政治的交错关系，在这里已经初显端倪。
由于当时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查禁，1919年8月，《湘江评论》的第五期正在印刷中，刊物便宣告终结。《每周评论》的这个“好兄弟”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历史，却足以提醒我们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心”和“边缘”之间差异和互动的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