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文汇报・笔会》3月19日发表过《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文，6天后即刊出质疑文章两则。编者附言曰：“读者对刊出稿件中的舛误提出尖锐而友好的批评……体现了一种温暖的学术气氛，也将促成我们切实提高编辑质量。”我很欣赏“笔会”编辑先生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认真和诚恳，犹见久违了的鲁迅先生当年编辑风范的遗响。
理性的读者并不因为报纸刊出了质疑文章而责难编辑,相反,这举措是受读者欢迎的。众所周知，编辑固然可以是学者或作家，但很难成为中西会通，古今兼容的人们理想中的通人。面对如潮来稿，特别是较专业性的文稿,偶有判断失误，实在是难以避免的正常的事，任何有过编辑经历的人都有此体会。不过，在失误面前却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文汇报・笔会》式：坦诚无隐地很快地刊发批评、质疑、辩误稿件，把正确的东西展示给读者。在这种质疑中，既对原文作者是提高，对读者是负责，对编者也是自警也显示出编者对学术学问的尊重和敬畏，体现出那种“温暖的学术气氛”;更常见的另一种态度是“无视”式：刊发的文章有误，读者来稿质疑，连作者也来稿更正，则一律不予闻问，仿佛本版百分之百正确，无瑕可击。对这样“无视”式的编者，我总产生如同面对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领导”那样，不很相信，更乏亲近之感；而对“笔会”式的编辑，总感到如同在笔会上相逢的朋友，可以谈学术谈文学，聊大天开玩笑，也可直言争辩，辩赢，不自得，辩输，不自馁，惟以求得真知为乐。
《文汇报・笔会》是有60年历史的名报名版，优良传统，薪火相续，以至于今，令人起敬。按时下流行的注水作假的所谓自我包装和宣传揄扬规矩来看，确乎不合时调，迂阔了一些。然而，此举于学术于作者于读者之益,却也显而易见。在学风编风普遍被人垢病,实在到了应该改变一下的今天，《文汇报・笔会》的此举是有示范作用的吧！
国内惟一的专业季刊《出版史料》在今年第三期用了20个页码的篇幅，刊发了周文熙虞坤，林金黎明同志合编的《〈出版史料〉(1982年12月――1993年7月)总目录》，在封三又彩色精印了《出版史料》的四帧刊影。前些天与好几位对现代出版史料有兴趣的朋友聊天，大家对此大为赞赏。
现在的《出版史料》，创刊于2001年7月，称为“新”《出版史料》，有别于前一种《出版史料》，前一种《出版史料》是新中国第一个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资料性、研究性的专业刊物，1982年12月创刊于上海，坚持十年，出版单位改换三家，其艰难维持可以想见，最终还是于1993年7月出到32期停刊。新《出版史料》于前一种停刊十年后出版，并非前一种的复刊，她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出版，有她的编刊宗旨和追求，有自己的路要走。但却也血脉相通，有精神上的承续关系。这种承续关系，从毅然编发前一种的“总目录”上也显示出来。谁都知道，刊物版面的重要(人所共知，无须讳言，颇有一些专业刊物，管它什么学术，理它什么质量，靠着出卖版面而大发利市)，然而新《出版史料》竟慷版面之慨来编发十年前《出版史料》的“总目录”，而且目录编制，甚见匠心，分类科学，眉目清晰，方便查阅。
不妨套用伟人的一句设问：“这是什么精神？”依我之见，这精神起码有二：一是对八九十年代出版史整理研究成果的肯定。人生有涯，在那时编撰回忆亲历的珍贵出版史料的一些老人已然离世，成果已不能再生；一些已刊出版史料，因当年印数很少，流传不广，十多年后，按图索骥，已很困难，重编“总目录”，等于在一定程度上便于读者查阅，是为方便读者的精神；其次，事关学术成果。学术研究之成果，乃社会之公器，也是人所共知的大道理。话虽如此，利用公器，却也非空喊高唱所能奏效，“总目录”的刊发，就给读者和“公器”间架起了一道实实在在的桥梁，学术成果借此比较便利地与读者见面了，是为尊重学术成果的精神。
的确，刊物版面金贵重要得很，但作为学术刊物，它的重要除过学术本身和赖以使其转化为新成果的读者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东西呢？难道只有赵公元帅么？新《出版史料》出版已有四年，办得生气勃勃，史料性之外亦兼及可读性，赢得读者的佳评。据知她的编辑班子由老先生掌舵，青年人冲锋，十分精干和敬业。编发“总目录”的设计和实施，也就可见其一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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