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斯不仅抹去了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原有的耀眼光环，而且将其置于纳粹主义的阴影之下，让人们，特别是对德国史学史了解不多的外国人对兰克史学另眼相看。在读了《
德国的历史观》以后，人们很难返回到从前对兰克史学的盲目崇拜中去。
上个世纪60年代末，西德史学界涌现出了一代年轻的社会史学家，他们以批判德国保守政治传统、追究纳粹主义历史根源为己任；在批判德国保守政治传统的同时，他们也向以兰克冠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发起了猛烈进攻。不过，他们也遇到了历史主义学派的顽强反击。正当社会史学者与历史主义学派酣战不息时，他们颇为意外地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增援。前来助阵的是后来名扬国际史学界的美国史学史专家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e G.Iggers），他带来的锐利思想武器便是其代表作《德国的历史观》。
美国人伊格尔斯介入西德的史学辩论，绝非偶然。他于1926年12月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孩提时代曾亲历纳粹政权的种族歧视，1938年为逃脱纳粹政权的迫害随父母流亡到美国，成年后在大学学习历史。正如他在本书中文版前言中所说，在成长为一名历史学者之后，他越来越意识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传统对德国走上纳粹主义道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自1960年代初起，伊格尔斯开始研究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德国史学史，1965年完成本书初稿，1968年在美国初版，全书名为《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的民族历史思想传统》，简称《德国的历史观》。
在书中，伊格尔斯以犀利的目光分析批判了该学派产生、高峰与衰落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批评者的史学思想。全书各章节犹如一张张透视兰克史学代表人物的“X光片”，被透视人物的斑斑污点在上面赫然显现、暴露无遗。伊格尔斯指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历史观与历史著作并非人们所传颂的那样客观与公正，而是充满了该学派历史学家本身的保守片面的价值观――他们推崇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反对民主自由等普世性价值；历史主义传统对于德国走上纳粹主义道路至少起到了间接的铺垫与推进作用。
《德国的历史观》是对德国历史主义史学传统的一个思想总清算，对西德批判性社会史学派的崛起与发展起到了理论清道夫作用，因此在德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鉴于兰克史学在国际史学界上的广泛影响，此书在世界史学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伊格尔斯不仅抹去了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原有的耀眼光环，而且将其置于纳粹主义的阴影之下，让人们，特别是对德国史学史了解不多的外国人对兰克史学另眼相看。在读了《德国的历史观》以后，人们很难返回到从前对兰克史学的盲目崇拜中去。
不过，就像人们不能依据一张X光片就对被照人物作出“本是白骨精”的结论一样，作为从民主自由与人道主义思想角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透视，《德国的历史观》固然一览无遗地揭示了兰克史学的严重缺陷，但它不能算是对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全面描述，也不能算是对历史主义思想原则的盖棺定论。
就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偏向而言，伊格尔斯的著作注重于这些偏向的揭露与批判，对其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交待不多。而对这些背景的充分认识不仅有利于对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全面了解，而且有利于吸取其历史教训。我们或许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德国历史主义学派不仅是一个史学流派，它在更多意义上是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19世纪初拿破仑大军的入侵对德国知识界以及史学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面对本民族的生存危机，德国历史学家不可能无动于衷。对强大民族国家的向往之情难免要渗透到他们的史学思想与历史著述中去。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把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专制国家身上。不管怎样，到1871年，在俾斯麦为首普鲁士贵族的领导下，在德国历史学家的摇旗呐喊下，德意志民族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并且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之内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对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强大，德国历史学家是有贡献的。但是，在实现了强大的民族国家之后，德国历史学家仍然没有摆脱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倾向，而是“一如既往”地把国家推上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与其他力量一起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一战失败以后，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仍然执迷不悟，拒绝接受战争责任以及战败事实，也不愿意接受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把它看成是战胜国强加给德国人的政治制度，是战败的耻辱，从而为希特勒上台以及建立独裁统治提供了有利的舆论与思想环境，最终再一次促成了德意志民族以及世界的灾难。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无疑也值得其他后起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学者认真吸取。
就历史主义思想原则而言，也正由于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在更多意义上是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兰克史学的“客观、公正”、“如实直书”等信条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扭曲。德意志民族与国家等价值观得到了片面的推崇。政治、对外关系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重点，官方档案成为首要史料，工业化时代的经济、社会领域受到了冷落。伊格尔斯对这些偏向的批判无疑也是准确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得出可以完全否定兰克史学思想原则的结论。起码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初期，政治、对外关系、官方档案本身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与依据。兰克史学的缺陷在于其片面性。另外，不能因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在史学研究中未能真正做到他们所标榜的“客观、公正”等原则，我们就可以彻底抛弃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放任自己的主观武断。因为，各国史学史上的反历史主义的将史学现实政治化的恶例实在是数不胜数。至于什么是“客观、公正”，以什么为标准，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做到？又是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
《德国的历史观》英文版初版于1968年，中文版差不多晚了40年。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了解有些滞后，有些令人遗憾，但也不完全是件坏事。可以想象，如果该书在初版后不久便译成了中文，很可能也就被当作“批判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有力武器”给误解与滥用了。或许，在现代史学面临多种挑战的今天，更是认真阅读该书的恰当时节。一方面，对于那些试图简单地“回到兰克那里去”的历史学者来说，伊格尔斯对兰克史学的批判可以说是当头棒喝。另一方面，正因为时隔几十年，读者又很容易看出伊格尔斯著作的时代烙印，不会满足于书中的判断与结论，会进一步思考该书引发的问题，并得出独立的答案。
《德国的历史观》，【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2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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