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文化的理想

谈起文化，王建辉忘情而投入

采访手记：我是带着王建辉的两本书去武汉的，一本是《出版与近代文明》，另一本是《

虽然掌管着偌大一个长江出版集团，但王建辉骨子里还是个文人。他喜欢写作，高兴起来一天能写几万字；他喜欢写字，写出的作品书法家称赞神形兼备；他喜欢读书，有时边读边写，书读完了，文章也写成了。

武汉雄楚大街上的长江出版大厦双子并立，像两片巨大的风帆，这帆又好似文化和经济两支推动力，共同推动长江出版集团在市场风浪中自信前行。作为长江出版集团这艘巨轮的船长，王建辉心里装的是出版业的大市场，琢磨的是如何把长江集团做大做强。但他还是一位掌管文化企业的文人，在他心里，对企业、对自己都有另一个目标――高扬文化的理想。

寻找文化与商务之间和谐

问：您是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学者，尤其是国内研究商务印书馆以及王云五研究的权威，我很想知道这些研究对您管理长江出版集团有何借鉴作用？

答：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时代变化了，如果直接去套用商务和王云五的经验显然是不可取的，甚至包括商务印书馆自身在借鉴前人经验的时候也需要创新。我们要借鉴的是那个时代的商务所创造的精神和经验，那就是：文化和商务。这两个方面都是这个行业永远的主题，这是行业的特点决定的。商务是形式，文化是内容。文化和商务好比硬币的两面，你总面临一个把哪面摆在上面的问题。

问：那您把哪面摆在上面呢？

答：我在不停地翻动，不能一成不变啊。

问：这个翻动的原则是什么？

答：原则就是要找到动态平衡。动态平衡的本质就是和谐。寻找文化与商务的平衡与和谐，这个就是原则了。如果说那些研究对我做企业有什么帮助，我觉得就是学习前辈，掌握出版这一行文化与商务的和谐与平衡，我们需要尽量达到这个境界。

问：现在获得博士学位的领导不少，但像您这样达到很高的专业水平的却很少，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答：我的研究的动力来源于我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和领悟。我想，没有深刻的领悟和热爱，写出的东西就不会深刻。我写东西时的那种愉悦是不可遏制的，写作就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内在需要。当年我的博士论文一气呵成，十几万字的初稿一字未改就通过并且出版了。这种情况恐怕十分罕见。

文化企业的品牌力量

问：您一直强调长江出版集团要做强出版主业，这个是针对多元化经营提出的吗？有人说，多元化经营是实施蓝海战略，有人说要防止多元化陷阱，您觉得如何看待多元化经营呢？

答：经过两年的实践，我对长江集团是这样规划的，八个字“主业突出，辅业强劲”。用这个提法代替多元化。多元化这个提法显得主辅关系不明确，而我们提出的这个思路则强调主辅间的明确区别。出版是主业，不能是多元化里的一元。

主业现在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政策变化带来教材利润下降，造成结构性冲击。一个是各种新的阅读形式对于传统纸质阅读的巨大冲击。这个冲击带来的市场缺口，光靠主业是很难弥补的，目前，浅阅读上升，而纸质阅读率下降。一个结构性冲击，加上一个上升一个下降，这种格局决定了出版业现在正处于一个瓶颈。如何突破这个瓶颈，也就是失去的怎么来补偿。所以必须找到新的增长点。主业大幅度增长已经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发展辅业。而辅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主业的发展，增强主业的支撑。辅业必须围绕和服务于主业。如果一个出版集团把主要精力去做木材，对于出版主业有多大的意义呢？所以说，辅业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主业。

问：您觉得做强主业的关键在哪里？

答：在出版企业竞争中，一些企业是靠让利给一些部门和个人，来维系自己的生命，教辅价格战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一个优秀的企业要做强，最终靠的还是品牌的力量。这个才是核心竞争力。我认为企业管理中存在一个“竞争力三角形”：顶角是品牌，两个底角分别是领导力和执行力，这两个力共同托起品牌的竞争力。领导力解决的问题是企业要做什么和做成什么，而执行力则要解决怎样做的问题。两者必须互相沟通，互相促进。这两种力提升的关键是职业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要靠学习。要在学习中打造核心竞争力，使学习成为出版企业的一种发展方式。

问：那你们在做辅业过程中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答：商界有句话叫“不熟不做”，也就是专业人做专业事。我们做辅业感到人才是个大问题。我们做出版的要想做其他的，没有人才不行，没有懂行的人不行，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物色和寻找人才。

问：在实施战略过程中，创新是另一个关键，那么您觉得长江出版集团是更需要形式的创新还是内容的创新呢？

答：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一个都不能少。当内容跟不上形式的时候要改内容，反之则反是。目前来看，出版业在形式方面遇到了瓶颈。提高技术和媒体创新能力是出版企业发展的基础，我们不能做媒体技术创新的“矮子”。现在数字出版咄咄逼人，而我们这些搞传统出版的人大多还不太懂，所以要引进人才。这方面长江集团刚刚起步，我们所属的一些出版社成立了数字出版编辑部，但我们还没有系统的数字出版产品。我们不缺内容，事实是我们的很多内容已经被很多IT企业拿过去了，纸质图书失去的市场往往是被新媒体侵占的市场，因此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出版产品，这个很关键。有人说出版企业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利用内容优势与新媒体争夺市场，并参与新媒体的建设，这将是传统图书出版突破增长极限的思路之一。我同意这个观点。

好编辑从哪里来？

问：许多年轻编辑对您的成功道路都很感兴趣，我想请您谈谈什么样的编辑才称得上好编辑？怎么培养好编辑？我们缺少什么样的编辑？

答：我比较欣慰，自己曾经是个好编辑。前一段，有位外地的年轻编辑给我写信说，他从我的编辑学论文里获得了很多新的东西，尽管那些文章都是近10年前的东西了。我现在可以给你两个观点，一个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缺少编辑大师。任何编辑大师都是从好编辑里产生的，所以首先要有很多好编辑，才具备出现编辑大师的必要条件。好编辑是怀揣文化理想的人。巴金曾说，叶圣陶是我一生的编辑。而叶圣陶说，我一辈子的职业就是编辑。这些大师都把编辑工作看得很高，很神圣。

问：那您觉得我们这个时代还可能出现编辑大师吗？

答：能不能出编辑大师，关键是看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文化土壤，在目前社会整体浮躁的背景下，我感觉已经很难产生了。现在的考核制度甚至具体到把每本书的销售情况都分到编辑的头上，你想这样还能产生编辑大师吗？还有几个人能编辑出一大批好的作品，不朽的作品呢？所以我说，现在是编辑大师不世出。

问：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出现好的编辑吗？

答：这就是我的另一个观点：我们目前的社会形势下，好编辑是可以出现的，但他们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己冒出来的。这个观点是我从实践经验中得到的，一个好的编辑，只要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支持就是了，剩下的都是他自己奋斗出来的。领导要给他排忧解难，但关键还是靠他自己。我希望有许多怀抱文化理想的好编辑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