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
“顾同时与之（《新青年》）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
上文引自一篇著名的报道《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发表于《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同一版上，是另一篇著名文字：林琴南的《致蔡鹤卿太史书》。我们几乎可以将这篇报道看作林琴南质问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铲孔孟，覆伦常”的“背景链接”。在保守的文化人看来，《国故》是他们在“常为新的北大”里的最后一块阵地。
成立于当年1月26日的《国故》月刊社不承认这种说法，他们寄了长长的说明给《公言报》，力证其非。不过，从当时到后来，很少有人理会、同意他们的辩解。《国故》一直被看作《新青年》和《新潮》的对立面。
事实上，虽然《国故》总编辑刘师培可能碍于蔡元培、陈独秀的救命之恩，虽然大将黄侃从不将他对新派的不屑与对傅斯年“叛变”国学的愤愤写入文章，虽然《国故》月刊社的章程中写明“既不肆击他人，亦不妄涉诽骂。凡我社员暨投稿诸君当共守此旨”。然而，学生编辑中的主力如张煊、薛祥绥、俞士镇都是傅斯年、罗家伦的学长或同学，如何能真的做到“各尊所闻，各行所是”？薛祥绥的《讲学救时议》就说得很直接：“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以放荡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斥道德为虚伪，诋圣贤为国愿，滔滔者皆是也。”而张煊与毛子水你来我往的短兵相接，更是如同验明了《国故》“反对新文化”的正身。但是我们要设身处地替《国故》的学生编辑和作者们想一想，不要急着将两群年青人贴上“保守”、“激进”的标签。1919年的北京大学，新潮涌动，李大钊主持图书馆，西洋书籍源源不断地购入，陈独秀掌管文科，新文化人物络绎不绝地涌入，一群廿来岁的青年，岂会真的像屠孝?、张相文那样抱残守缺？
就说张煊与毛子水的论争吧。毛子水说，国故虽也有价值，但对于“世界学术”无所贡献，“几段过去的历史，算得了什么东西？”（《论国故与科学的精神》）这种说法很伤《国故》同人的自尊。张煊于是出来反驳，他承认“输入欧洲物质文明，实亦今日当务之急”，但是精神文明与“根株”有关，所以不可或缺。
张煊打了一个比方：“将来的新文明”犹如“新纸”，国故是“败布”，欧化是“破纸”，败布破纸，都是造纸的原料，只要破纸，不要败布，造纸厂老板会笑掉大牙！要将败布变成新纸，就必须改造与重铸，“吾人之研究国故，非为保存败布，实欲制造新纸。收拾国故之材料者，犹之拾败布之工人；整理国故，犹之退败布各种色彩污秽之化学工作，虽非亲自造纸之人，而其有功于造纸，则与造纸工人正等”。
你看，这种观念，何尝不“新”？然而这种说法，很难说服新派的同学――要从国故中开出“科学的精神”，哪有从西方引进来得快捷方便？还是新派的年轻教授胡适说得公稳：了解国故，是人类“求知的天性”，不应是为了“经世致用”，因为“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国故》的年轻编辑们，不知道对胡适此言作何感想？无论如何，他们没有机会再发表意见了。随着1919年下半年黄侃离京南下，11月18日刘师培病逝于北京，几位学生编辑纷纷毕业，《国故》只出了四期便无疾而终。但是这场论争的回响，至今不绝于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