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客厅本有书柜十三个，今年春天重新装修，又在一间房里做了七个书架。不想很快就装满了，客厅里的餐桌上也堆着好些。查水表或取快件的人来，每问：“您是卖书的么？”――我讲这些并非炫耀，乃颇以为“
以上是一段闲话。却说趁写这篇文章之机，我把今年书账检点一遍，合计买书二百三十种，都是自家感兴趣，希望看的；他人赠送者尚有若干。现在略谈看法，无逾这一范围。此外自己所在出版社的出品亦避而不谈――或谓“举嫌不避亲”；我却想起“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还是别惹人耻笑罢。
我买的书、读的书，无非文学与社科两类；后一类中，又限于传记、历史、思想等。以下依次各列举一二。首先应该提到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出版社），虽然因为得了诺贝尔奖，外间已经谈论很多。我最关注的是它的叙述方式。书中不同叙述者之间不是平行关系，而是递进关系，与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完全不同。无疑这是一本相当风格化的小说，讲述的却是拒绝风格化的细密画，其中或许暗含一种反衬的意义。
有些作品我已写过书评，这里不再多说，如《普里什文文集》（五册，长江文艺出版社）、《卡尔维诺作品》（已出五册，译林出版社）、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应该提到两套大书，一是《奥尼尔文集》（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觉得他最得古希腊悲剧家尤其是索福克勒斯的神韵；一是《贝克特选集》（五册，湖南文艺出版社），过去的一百年，称为“卡夫卡的世纪”可，称为“贝克特的世纪”亦可，其他作家不曾如此本质地传达时代精神。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译林出版社）出版，多少因为昆德拉的揄扬；然而因此填补了译介方面的一项空白，也很值得欢迎。类似空白之处还有不少。譬如英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有乔伊斯・卡里、马尔科姆・劳里、劳伦斯・达雷尔等几位大作家，一直不入我们的翻译家和出版者的法眼。今年好不容易看到卡里的The Horse's Mouth（《马口》）面世，书名不知为何改成《画家吉米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装帧也不甚理想。
《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江苏人民出版社）都是奥威尔的“纪实文学”。我曾用“从圣徒到先知”概括奥威尔的一生，如果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是先知之作，那么这两本反映的就是他之为圣徒的情形。奥威尔的冷峻，以及冷峻之下的热情，都显现于字里行间。对奥威尔来说，先知是由圣徒长成，或者说根子是扎在前者之中。没有在巴黎、伦敦的苦难生活，没有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冒险经历，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与未来，不可能明白到那等程度。
《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江苏教育出版社）与去年推出的《美的历险》、《拉斐尔前派的梦》同属威廉・冈特《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潮流》三部曲。前两本所述唯美主义与拉斐尔前派，迄今仍被大家所关注；这一本讲的是古典主义一派，亦即所谓学院派，代表人物是雷顿――这名字我们未免陌生，因为整个这流派都只能到博物馆里去寻找踪迹了，尽管当初曾经显赫一时。三部曲可以一并形容为：此情此景，跃然纸上。外国的文学史、艺术史，往往不止是生平介绍、作品分析，而且能活生生地描摹出某一创造者从事创造的特色，其中绝不忽略细节。冈特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四册，敦煌文艺出版社）可谓皇皇巨著，真让我们长了不少见识。举个例子，库普林去国17年，我们的论家动辄说“这是他创作枯竭的时期”、“虽有作品问世，但值得一提的却寥寥无几”，而据这里介绍，其实颇有成就，包括写了长篇小说《士官生》。这部文学史的中译本也不无缺陷。末尾列有“汉俄对照人名索引”，翻译却不照此办理，譬如“阿尔志跋绥夫”与“阿尔齐巴舍夫”并见，实在乃是一人。再就是多位译者合作，文笔高下颇显参差。
《自由之声：十九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三册，江苏教育出版社）同为米歇尔・维诺克所著。过去我评价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说，认识历史是一种智慧，描述历史是另一种智慧；在作者笔下二者却是相得益彰的。这话完全可以移过来形容维诺克的著作，而且因为他写的是思想史，与叙述对象之间智慧碰撞的火花更多。
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与《精神生活・思维》、《精神生活・意志》（江苏教育出版社）中译本的出版，要算是思想界的一桩大事了罢。可惜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迄未面世。――文章写到这儿，偶尔看到关于两本《精神生活》译文的批评。据说“阿伦特的文字一如她的思想，那么清明、正直而有节制”，我真希望译成中文多少能够传达出一点儿来；退一步讲，千万不要把意思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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