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僧非是爱花红 钱海燕/绘
轰轰烈烈的中国俄罗斯国家年顺利、圆满地结束了，从4月的开幕式到11月的闭幕式，在两百余天的时间里竟然相继举办了近三百项活
我的俄罗斯年是在不断的惊喜和持续的紧张中度过的，我的惊喜是在我所参加的相关活动中获得的，我的紧张则是在为俄罗斯年付出自己的努力时所体验到的。我虽然只参加了俄罗斯年活动中的区区十几项，却常常有应接不暇之感（由此得对那些逢重要活动必然出席的两国相关部门的官员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在我遭遇的一连串惊喜中，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这么几个：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俄罗斯年开幕式，由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一家单挑，歌剧、芭蕾舞剧和交响乐的片断，一个接着一个，精彩绝伦，看完电视直播后我不禁替明年俄罗斯中国年开幕式的编导们担起心来，因为中国可能暂时还找不出这样一个能同时推出多种艺术演出形式的艺术团体来。就像大剧院为演出《鲍里斯・戈都诺夫》一个短短的片断就从莫斯科运来所有的道具、派来所有的群众演员一样，另一家著名艺术团体莫斯科艺术剧院也用其严谨到近乎苛刻的艺术创作态度为中国同行们上了一课，据说，在演出高尔基的剧作《小市民》的过程中，就连演员在舞台上吃的燕麦饭都是从莫斯科带来的，更不用说台上的每一件道具了。
8月底、9月初举办的北京国际书展的主宾国为俄罗斯，俄罗斯出版商的展台由往届的区区几个，猛然扩大到此次的数千平米，书展上满眼尽是俄罗斯的招贴画、俄方发放的小礼品和美丽的俄罗斯姑娘，由俄罗斯联合中方相关单位举办的各类活动，如中俄诗人座谈会、中俄作家见面会、某一位诗人和作家的作品推介会、中俄版权洽谈会等，居然多达百余场。由俄方派出的阵容强大的作家代表团也在书展上频频亮相，如马卡林、阿克肖诺夫、卡扎科娃、希什金等，再加上此前率先访问了中国的拉斯普京、邦达列夫、乌利茨卡娅，当今俄罗斯最著名的作家居然在同一年里全都来访了中国，这构成了中俄文学关系史上空前、绚烂的一幕。
由俄罗斯国立特列恰科夫画廊（即俄国家美术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题为“俄罗斯绘画三百年”画展，使中国的许多美术工作者和爱好者流连忘返，因为，这是俄罗斯名画一次规模最大的集体亮相，虽然有人称此次画展为俄罗斯一流画家的二流作品，但是，能够亲眼目睹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等人的“二流作品”，也已经是一件相当幸运的事情了，何况其中还不乏真正的一流名作。参观画展时最让人感动的是，俄国布展者为了让中国观众获得与亲临莫斯科特列恰科夫画廊同样的感觉，在画作的背景色、画作的悬挂高度和照明画作的灯光等细节上都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其认真负责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夏日里在首部博物馆举办的“太阳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辉煌”展览，则是耐人寻味的，摆在展厅里的美术作品都是苏联30－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作。此次展览的名称其实应该译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凯旋”，其“凯旋”应该有两重意义：俄罗斯对几十年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化有了一个重新认同的倾向，至少是将其作为一个客观的文化史存在来看待了；俄罗斯的这次展览是专为中国人设计的，他们或许认为这样的主题更易引起怀有“俄苏情结”的不止一代中国人的共鸣，殊不知，中国人对这一文化概念也已经很陌生了。因此，就这两重意义而言，本次展览都更像是一种怀旧，一种对文化记忆的重温。“太阳城”的展览题目，大约取自康帕内拉的同名著作，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在俄罗斯已经被当作一种乌托邦文化现象来看待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些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作品，再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为何还有那么大的冲击力。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扑面而来，使得生活日益功利化的我们不禁眼前一亮。在展览中的这些作品产生的年代，苏联社会其实有着严重的问题，如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40年代上半期的卫国战争以及战后的个人崇拜等等，但我们眼前的作品却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艺术是对富有道德感、使命感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背叛；但另一方面，即便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是具有“无冲突论”色彩的，但它们在艺术形式上还是体现出了某种一致的、突出的风格，这使它们不仅成了那一时代社会生活的艺术记忆，同时也成了世界艺术史中独特的一页。
我在俄罗斯年中所感受到的紧张，则主要体现在我的写作过程中。2006年，我总共写作了20余篇与俄罗斯年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论文或文章，接受了十余家媒体的采访或约稿，出版或写作、翻译了四本书，即《思想俄国》（山东友谊出版社）、《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26年书信》（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和《俄国文学大花园》（将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同时还为有关报刊的纪念专号出谋划策过。我的俄罗斯年是一个丰收年，作为一个中国的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有机会为中国的俄罗斯年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奉献，我感到很是欣慰。
我的俄罗斯年主要地是一个俄罗斯文化年。这一次，也许是为了突出中俄两国战略合作水平的非同一般，两国的组织者有意在活动的命名上下了一点功夫，中文的正式名称是“中国俄罗斯国家年”，俄文干脆就为“ГодРоссиивКитае”，其中都回避了国与国之间在举办相似活动时往往采用的“文化年”的说法。然而，这个“国家年”在我的印象中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年”，这是因为：
首先，作为一个研究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人，我只有机会参加一些与文学和文化相关的活动，如北京国际书展期间与俄罗斯作家的见面和座谈，参与俄罗斯作家作品集的翻译，与俄罗斯剧院的演职人员座谈、欣赏俄罗斯的绘画展等等，而中俄两军的联合军演、两国间的能源谈判、中俄大学校长论坛等，自然轮不到我辈，而一些相对无关的活动，即便是接到了邀请或是免费的，自己也没有兴趣前往。这么一来，俄罗斯年的“文化含量”便在我的心目中得到了显著的放大。其次，从俄罗斯主办方的主观态度来看，他们也似乎乐意更多地展示其文学和文化，开、闭幕式在简短的国家、政府首脑讲话之后，重头戏都让给了大剧院和交响乐团，出席北京书展的俄罗斯嘉宾代表团几乎由清一色的作家组成，从文学到绘画，从戏剧到电影，从交响乐到流行音乐，俄罗斯人把他们最拿手的东西都带到中国来了。俄罗斯文化生活中的“文学中心主义”和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中心主义”，在这一次俄罗斯年活动中得到了又一次充分的体现。最后，从中国受众的角度来看，最易被我们接受的也恰恰是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两场演出一票难求，北京观众对北京书展中俄罗斯展台的热情似乎超过了对俄方倾注精力和资金最多的俄罗斯国家展的兴趣，俄罗斯绘画展人头攒动，而档案展等专业展览则少有人问津，如此等等的现象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有趣的是，在两国的文化交往中，中国人最为关注的似乎是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而俄罗斯人最关注的据说则是中国的功夫和厨艺，雅俗之差异竟如此之大。与此相应的即是，俄罗斯文化在中国的受众似乎主要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影响则仿佛局限于精神文化意义上的平民阶层。个中原因，还有待我们深刻思考。
中国的俄罗斯年热热闹闹地过去了，回顾这一年的活动，我也感觉出了几点遗憾：第一，如果说中日之间的交往是经热政冷，那么，中俄之间的交往则显得有些上热下冷，与两国领导人出于地缘政治、甚至地缘文化的考虑而注重两国关系的热切愿望相比，两国的老百姓似乎体现出了或多或少的冷漠，三百多项活动真正吸引来的自愿前往的普通百姓，其数量可能不如主办方想象得那么大，俄罗斯年的大多数活动也似乎都没有迅速成为北京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第二，中心热边缘冷，所有的活动几乎都集中在北京举办，只有少数项目能够轮得着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而中国的其他地区则处在这次俄罗斯年的影响范围之外，使俄罗斯年最终未能成为一项全中国规模的活动。第三，文化热其他领域冷，其表现和原因前文已经谈及。明年，中国年即将在俄罗斯展开，我们祝愿俄罗斯的中国年更加成功，也希望在这两项中俄国家关系史上的重大举措之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能够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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