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勤俭的常家，为何要建一个戏楼呢？原因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为救济乡里穷人的一种方法。
在榆次车辋村北常后街东端北侧，是有中国民居“第一祠堂”之称的常家“北祠堂”。这个宽25米，进深160余米，三门四进，上下两院的祠堂中有一个相当精美的戏楼。这个戏楼始建于光绪三年（1877年），历时三年才
光绪三年是中国灾害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北部省份遭受了三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颗粒无收。据当时驻在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因饥饿、疾病或暴力而死亡的人口在900―1300万之间。其中，山西受灾最严重，全省有三分之一人口死亡。
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不可能不影响晋商的商业，常家首当其冲。常家被称为“外贸世家”，主业是对俄罗斯的茶叶出口。大量的茶叶要长途跋涉一万多里从江南的武夷山一带运到恰克图。大灾之年，人畜饥饿而亡，没法组织起庞大的运输队伍，贸易量锐减。过去，每年向俄罗斯出口的茶叶为20万担左右，但这时仅有8000担。贸易量仅为正常年份的4％。常家还要承担违约的赔偿，其打击之大，可想而知。这时常家已是有近800口人的大家庭，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也决非易事。但这时，常家不仅捐出赈灾银3万两，而且还拿出了3万两银子盖这座戏楼。
这时常家盖戏楼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为救济乡里穷人的一种方法。同乡的许多人平常还是过着小康日子的，因而在这样的灾年，难以放下面子去粥棚领取施舍。常家深知这一点，他们希望这些人有尊严地接受帮助，就想出了盖戏楼的方法。那些挨饿的人可以有自尊地吃下用自己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常家规定，只要能搬一块砖就可以管一天的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戏台也修了三年。常家盖的这个戏楼没有成本―收益核算，没有往日经商的精明计算。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戏楼是不合算的。但它体现出的那颗仁爱之心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当然在这场大灾中，献出爱心的决不仅是常家。另一个大户乔家的掌门人乔致庸当时已年逾八旬，但他亲自做出决定：第一，家中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生活一律从简，灾年期间一律不许做新衣服，更不许吃山珍海味；第二，凡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足以维持生活的粮食，直到灾年过去；第三，在街上设锅施粥，而且要求所熬的粥一定要达到“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的标准。《乔家大院》中再现了这个情节，虽然有点艺术夸张，但基本事实是存在的。
参与这场救灾的不仅是常、乔两家，而是整个晋商群体。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萌昌捐出1万两。元丰玖票号东家孙淑伦先捐银1.6万两，后又捐米数千担。乔致庸一人捐3.6万两，常家也捐了3万两。各商号、票号都有不同数额的钱粮捐助。
晋商票号还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与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工作。蔚丰厚掌柜范凝晋受县令之托办理本县救灾事务。他主持捐赈局，号召本地士绅捐钱、捐物，并把食物分送给最困难的人家。他连续几个月工作，很少休息。日升昌掌柜张兴邦也动员亲友捐助。协同庆票号大掌柜刘庆和平日就热心公益事业，这时主动站出来号召乡绅捐钱、捐谷。
晋商在各地分号的掌柜也与家乡同仁共同救灾。蔚丰厚票号金陵分号掌柜范家俊受两江总督之托负责募捐之事。他四处游说，在短期内就筹款10余万两白银。在四川分号任职的温佩琛在四川财政困难时，先垫支10万两银子汇往山西，以后又在四川士绅中筹募捐款达几十万两白银。这些都体现了晋商急公好义、关心百姓疾苦的精神。他们在救灾中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儒商的称号。
如果说这次救灾是晋商关心社会的集中体现，那么，这次行为的基础则是平日对百姓和公益事业的热心。
还是先回到常家。道光十八年（1838年），常秉直八十大寿，儿子常德元要为父作寿。常秉直说：“值此饥年，粮价腾贵。与其宴客一日，曷若济贫三冬。”于是，常德元捐米60石，救济穷人。乡人赠匾“德被桑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旱时，十二世常恽和十四世常望春号召富人捐资购米，每日按量发给村民。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旱灾。十四世常望春和十五世常运元捐资购米。时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在光绪二十九年奏请奉旨给常家“世德堂”和“世和堂”同赠“乐善好施”匾。常家还从事办义学、公学、修水利等社会公益事业。常家从九世到十四世，仅用于公益、救灾等事业的支出就达近百万两白银。他们还以自己的力量维护社会安定。道光二十年（1840年），归化兵乱，常家十三世常立训出资招募兵勇，维护了社会治安，这样的事情在常家也不止这一次。
同样，乔家不仅热衷于各种公益事业，而且他们的家风更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精神。乔家在家内善待佣人，不仅保证佣人吃饱穿暖，还尊重佣人的人格。佣人偶有小过失，从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佣人的工资相当高，除吃住外，奶妈每年有80两银子，厨师有100两，其他佣人五六十两不等。逢年过节另有赏赐，并把面、肉、柴、煤按时送到佣人家中。对在家服务多年的老佣人都养老送终。乔家不以富而横行乡里，对每个人都平等相待。乔家的一个传统是过年时给同乡的贫穷者送面、送肉，让他们过一个好年。乔家门口永远拴着几头牛，谁都可以无偿使用。如果乔家的狗咬了要饭的乞丐，从家里的太太到佣人，都会出来赔不是。无论衣服有没有咬破，都要给人家到高级裁缝铺买一件赔偿。乔家在第一次扩建大院时，想买一家张姓的房子，张家无论如何也不卖。后来张家出了人命官司，急于用钱，找乔家帮忙，乔家仍按高价买下。第二次扩建大院时，要拆迁王家的庙和大树，乔家另出高价又重在别的地方建了庙，种了树，以求邻里和睦。甚至在义和团动乱时，乔家还救过七个意大利修女。
好人是有好报的。晋商大户尽管富可敌国，但并没有受到“仇富”的威胁。光绪年间，一股流窜的土匪想抢劫乔家，但在乔家找不到一个内应，在整个乔家堡村找不到一个耳目。面对乔家的高墙大院，只好知难而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乔家堡和邻村张庄发生械斗，乔映霞误伤人致死，有一佣人挺身而出顶罪。乔家在义和团动乱时救过意大利修女，意大利政府给了一面国旗，以资表彰。日本人入侵后，乔家把这面意大利国旗挂上，日本人看到是盟友的院子就未破坏。常家的老人去世时，经常有三乡五里的人来送葬。直至解放后的土改和历次政治动荡中，这些大户人家的长工或佣人几乎没人出来控诉受剥削的“血泪史”。乔家当年的伙计王俊今年90岁，他仍把自己看成是“乔家人”，提起乔家无限亲热。
站在常家的戏楼、乔家大院前，或者阅读县志中有关晋商大户行善事的记载，我常想：我们应该敬仰的是晋商的财富呢，还是晋商那种“仁者爱人”的精神？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是晋商的经商之道呢，还是晋商的做人之道？
其实财富是过眼烟云的事，经营之道是技术层面的事，只有博爱的精神和做人之道才是永恒的。有了晋商的精神，才能做出晋商那样的事业；像晋商那样做人，才会有晋商的辉煌。晋商的时代过去了，但他们的高尚品德永不过时。愿商界的朋友在浏览晋商大院时多想想这个道理。我从常家戏楼中看到的不是财富，而是仁爱之心。朋友，你们有这种感受吗？
（本文摘自《小民话晋商》，梁小民著，2006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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