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学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文化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拓展与深化了文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文化学的视角展开文学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倾向。新民主主义时期，都市文化的发展，促进了都市文学的兴盛与发展，也形成了大量的市民读者群。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一些大中型城市加快了都
在对这些问题开展探讨之前，如何界定都市文学、都市文化的概念是基础。吴福辉在《现代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一般的说法是将“都市文学“视作以都市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他提出，应区别都市文学、市民文学、市井文学、通俗文学等概念，认为研究都市文学应将都市的市民性、精英性、民众、知识分子文化的加入和经过都市管理者（官吏）而渗透进的国家政治等，一并考虑在内，它们彼此关联和矛盾，形成的张力，正是都市文学生机之所在。吴福辉认为在考察都市文化时，必须考虑不同都市文化的特性，考虑其地方性、民族性的丰富多样，考虑都市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对传统文化做了现代化的调整，而对这个调整的研究始终是都市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
另一种看法则指出都市文化可以细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几个层次，都市文化的综合研究要以城市文化理论为经，中外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纬，注重实践性和有效性。当前中国都市文化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迭加的态势，要加强对都市文化时空复合性和混杂性以及分层和文化模式的研究。具有不同城市文化背景的人在观念行为、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着各种差异，构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旧有的模式正在被颠覆和解构，而新的文化模式尚未成型和建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结构性的震荡，文学上相应地出现了个人化、私人化和市场化的趋向。上个世纪以来，文学的个人化、私人化和市场化趋向，均与这种城市的结构性变化和由此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王纪人认为，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南移，上海地区的文学创作曾经出现过一个高峰期，其余脉一直持续到40年代。他通过对上海文学地图历史变迁的考察与分析，指出上海人在以往狭窄的生存环境中养成的一套生存技巧或身体体验，已潜移默化地指向了他们整体的生命活动，他们的感知结构、感知图式和生存观念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们多半循规蹈矩而缺乏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和越轨的举动。这一代上海作家的身体谱系，他们的上海血统和出身，以及他们的身体所处的文化体制，决定了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在这块版图上崛起真正的文学高峰。
与传统的都市文学以上海为重镇的观点不同，施战军将百年来以“城市书写”为指归的文学顺序分为“都市小说”、“市民文学”、“上海书写”以及演进至今蔚为大观的“城市文学”。他认为“上海书写”一枝独秀的局面已经消解，“北京书写”的文学实绩应予以充分的研究，沪外的“城市文学”的兴起，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根本性位移正在发生。他指出：1980年代以来的“上海书写”的作者几乎清一色女作家。这和其它城市文学形成了鲜明的性别叙事差别，比如叶兆言的“南京书写”，慕容雪村的“成都书写”，谢宏、丁力的“深圳书写”等等都是男性叙事。城市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正在逐步消解人们对“中国城市书写“的“上海书写”强势一元化的印象。
从“都市文学”的发展看，可以看到从古代与城市有关的文学、“城市文学”到现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的这样一种发展演变过程，而今天的“都市文学“是人类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社会之后，以全球性“都市”为写作背景、审美对象和想像范围的文学，它与传统“城市文学”乃至现代都市文学有着诸多审美方式、情感取向和价值观念等差异的新的文学，它体现出现代网络技术、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学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改变，呈现新的文学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和存在方式的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视域与审美维度。这种转变也要求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要思考文化研究方法的创新。
对于都市文化现状的观照与分析，已经成为都市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以适当的研究方法深入地开展都市文化的研究，对于经济腾飞中的都市文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目前对于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的研究得到很大发展。但仍然有诸多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诸如：缺乏对于重庆、武汉、南京、天津、广州、杭州等中型城市文学的研究；缺乏对于晚清时期都市发展中都市小说的研究；缺乏对于中西都市文学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在从文化研究视角探究都市文学时，往往不能贴切地分析研究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使文化研究仅成为一个视点，而缺乏更为具体深入的分析与总结。这些还需要文化研究学者进一步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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