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图书订货会20届20人谈

编者按

20年，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中，是短暂的一瞬，在一个人的人生中是漫长的岁月。对于北京图书订货会而言，1987―2007年的20年又意味着什么？

20年前，十几个在共和国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含辛茹苦办起了第一届首都社科图书交易会，背负起创业者的艰辛。从此，他们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他们汇入中国改革开放洪流中的步伐，蹒跚中表达着坚定。他们在探索中倾心完成的构建，稚嫩中充满创新。

20年间，偏居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一隅的小书市，出落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华文图书订货会，每年十万人参与的展会，影响着几亿国人乃至世界范围华人的阅读生活，牵动着世界的版权贸易进程。人们说，北京图书订货会，是中国出版业改革的试验场，是中国乃至世界出版物最新流行趋势的风向标。投向这里的目光，早已不再仅仅是北京，而是全国乃至世界。她的脉动所及，早已由纸介深入网络，进入更加广阔的时空。

我们不能确定北京图书订货会这种形式是否会长命百岁，但我们坚信，这一事业永远年轻。分享着今天出版人、读书人狂欢的快乐，我们没有忘记回望前辈们艰难走过的路程，兴奋地去那里拾拣经过岁月涤荡仍烁烁发光的粒粒珍珠。

不断创新，竭诚为出版业发展服务于友先（中国版协主席，原新闻出版署署长）

北京图书订货会走过了20年历程，它见证了我国书业改革发展的历史。这个会的产生，是市场的召唤；这个会的成长发展，也是顺应了市场的规律。订货会就其订货而言，它是1985年我国图书发行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图书发行由新华书店全国包销，改变为由书店订货经销出版社自办总发行，才以“看样订货”对“看目录订货”的颠覆而应运而生；供货物流也以“产销直接见面”先进于“产、供、销层层中转”而受出版社和销货店的欢迎。这两大优势无疑顺应了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规律，因此它不断发展，成为全国书业的三大盛会之一。

北京图书订货发展至今天，它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发行体制的改革，让业态发生巨大变化，社店业务合作的机制由书店订货经销改变为出版社主发寄销，订货已经成为辅助手段。在订货功能明显弱化之后，如何提高展会的实际成效，给参会的出版社和书店都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是订货会发展的瓶颈。我们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仍然要顺应市场规律，搞好调研，探求业内发展需求，真正为参展单位着想，从市场的实际需求出发，从建设和谐出版和诚信发行机制的高度着想，不断创新，引导市场，让它真正成为中国出版业的风向标，为中国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

协调共进谋发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宋木文（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中国版协主席，现为中国版协名誉主席）

2007年中国出版业迎来开门红。第20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传来捷报，订货码洋突破24.5亿元，比上届23.9亿元再创新高；而从组会形式到内容都有创新，更成为业内外普遍关注的几大亮点。近日闭门浏览《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所办专版，以及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竟也能感受到出版发行界似乎把参加图书订货会当作新年伊始搞好经营的“第一要务”。

自1987年5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首次举办，20年来，北京图书订货会取得了重大发展。其规模从1987年的44家出版社和290位书店代表参加，成交码洋仅676万元，发展到近几年每年有2万多人参加、订货码洋达到20多亿的规模。订货会的功能不断创新、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的著名品牌。回眸20年来的历程，我们不能忘记订货会的创议者王久安，热心支持者和参与者许邦、沈丙麟、施茂仙等同志，不能忘记第二届中国版协秘书长王业康对此事的有力推动。此后，范振江、谢明清、黄国荣、张振启、沈建林等同志都是亲历亲为者，而黄国荣则是一位富有创造精神的组织者。我敬佩这些早期的开创者（有的至今还在操劳着），也敬佩后来参与、支持其事的各位同志，我请求原谅，不能在此一一列出他们的大名了。

图书订货会是中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2年到1986年，党和政府出版主管部门，多次作出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决定，主要精神是调动社店两个积极性（提倡社店合作，支持社办发行），搞活和增加流通渠道、购销形式和减少流转环节，以国营书店为主体的同时积极扶持集体和个体民营书业。王久安等开创者们，以党和政府出版主管部门的政策文件为依据，经过精心筹划，在1987年5月，首届社科图书交易会便应运而生了。订货会的产生解决了长期以来书店主要靠200字简介（订货目录）“一看订终身”的订货方式，变背靠背为面对面，变分散为集中，社店双方现场交流，使订货质量有了显著提高，数量有了大幅增加，社店关系更加密切。这也是定货会20年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图书订货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曾发生过曲折。书刊发行业协会1991年成立，1996年前后，也举办全国性图书订货会，先在外地，后又计划在北京举办，供货单位和订货单位都系出同源。对两个协会同年一地举办两个同样性质的订货会，出版社和书店都颇为困惑。两协会对如何办，时间安排上谁先谁后产生分歧，经办者甚至在报上发表针锋相对的言论，在业内产生不良影响。此时，我已从新闻出版署领导岗位退下来，改任中国版协主席。看到这类事，特别是看到公开发在报刊上的争论，深感不快、不安和忧虑。我觉得唯一出路是两会合办一个订货会。先在中国版协内部统一思想。版协领导班子意见一致，主持、主办其事的同志也给予支持。我正式提出两会共同举办的意见后，得到时任书刊发行业协会会长刘杲的积极赞同，时任副署长杨牧之也很支持。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从1997年第10届开始，订货会由版协、发协联合主办，署发行司作为主管者也参与协调工作，并正式定名为北京图书订货会（此前叫图书交易会）。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订货会越办越好，形成了出版发行两会协调共进的新局面，这也是版协、发协加强协作办大事的一个成功范例。

北京图书订货会走过20年了，这是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有计划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20年，也是图书订货会适应这个总体转变不断前进和发展的20年。订货会如何往前走，能够走多远，是业界所关心也有所议论的问题。我更关心它的创新和发展。近来有专业人士在报上提出建议，希望更好地发挥这个有固定时间和地点的图书订货会的优势，使之“不但成为业内的图书交易会，也成为读者购书的盛宴，成为编辑、作者、销售商、读者互动的狂欢节”。我确信，更希望，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支持下，由出版发行行业协会主办，出版发行企业参加的图书订货会，在未来岁月里办得更好！

北京图书订货会20届有感艾立民（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主任，原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副司长）

北京图书订货会至今已经举办了20届，她现在已经成为国内书业界最有影响的大型活动之一。1996年我从人民出版社调入出版署发行司，从原来图书订货会的参加者变成了组织者。截至2002年3月我离开总署发行司，我同首都出版发行界的同仁们共同组织了6届订货会。回顾北京图书订货会走过的历程，正是中国出版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出版走向现代出版、从单一经营走向规模化、集团化经营、从国内市场走向海外市场的过程。北京图书订货会伴随着中国出版的发展，见证了出版的进步与繁荣，融入了中国出版人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满腔热情。北京图书订订货会从一个小小的书市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型出版物贸易活动，有她发展的规律和成长的环境，但最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中国版协和中国发协的两位出版界老领导宋木文和刘杲同志，在1997年决定把由原来两个协会各自举办的图书订货会合办成一个，这个决定得到了署党组的支持，为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98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摆脱“骡马大市”的形象，搬出中央党校，在丰台体育馆、农展馆各办一届后定位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成为国内最大的也是效益最好的图书交易活动。我认为还要指出的是，北京图书订货会的组织工作并不是专业的展览公司，而是一批具有服务热情、奉献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首都出版界发行界的人士。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队伍，才使得北京图书订货会始终把服务放在第一位，在出版发行界赢得了大家的信赖，同目前国内其他同类活动相比，在没有政府主管部门发红头文件的活动中，是花费最少、效益最高的。订货会早就有人预言不是长命百岁，但我想说的是只要市场有需求，这样的活动还会年复一年的办下去。

20年的变化有目共睹谭　汶（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副司长）

20年来，我参加北京图书订货会的身份是在不断变化的，亲眼目睹了北京图书订货会从小到大，从简到繁的过程。

记得在1987年，第一届北京图书订货会由北京44家出版社自发举办，地点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东配楼里。当时非常简陋，我们都是自带桌椅板凳，自建展台。图书交易采取看样订货的方式，图书的种类也主要是社科类。尽管如此，这在当时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打破了图书征订完全由新华书店包揽的局面，标志着图书征订形式的正式变革。

后来我因工作需要，被调动到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参会的身份也从最初两届的出版社参会者，变成组委会工作人员，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图书订货会日益成熟和壮大。有很多数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参展商已经翻了十倍多，码洋数估计也翻了上百倍，特别是布展，真是越来越精美。

20年的变化有目共睹，我必须说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一支精干、团结的主办队伍是分不开的。尽管当年和我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已经退休，但是现在，这个充满新老面孔的工作团队依旧敬业和优秀。

20年后的今天，北京图书订货会已经在业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但是，随着市场的变化和图书交易模式的发展，图书订货会如何在这种渐变中调整自己，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我认为，图书订货会拥有广博的资源，如何利用这样一个出版人、出版资源高度集中的机会，搭建一个让展示、交流、沟通和收集信息的最佳平台，如何让参展商在此获得最大的效益，这将是北京图书订货会今后发展的重点。（本报记者李晋悦采访整理）

为纤夫们喊几声劳动号子庄　建（中华读书报总编，原光明日报记者，参与报道订货会时间最长的记者之一）

21年前，我33岁。那一年，北京图书订货会出生，名字也不是今天这个学名，而是由“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改称“北京社科图书交易会”。那光景，出版社发行部门的老少爷们硬要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办这么个书市，不是闲情逸致，也不是异想天开，是“逼上梁山”。就像当年的交通一样，没有高速路，没有国道、省道，全国出版社的产品，就靠在窄小憋屈的新华书店才能与读者见面。要是用漫画来表现，就是一边一个汪洋大海，说的是出版物与读者，中间一条丝带，且又细又长，自然是指新华书店。丝带两端的，有钱的和有货的，干着急，就是做不成买卖。

出版社发行部门的，不是没做努力，可新华书店是大象的屁股，推不动。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又做探索。于是乎，“社科十联”、“京版九联”、“美联体”等等出版社发行联合体应运而生。虽然还是小打小闹，但已经显现出了联合的优势，让参与者尝到了联合的甜头。小联合到大联合，“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闪亮登场。

记得就是那次，我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观察，写了一篇稿件，刊登在哪里已记不清了，可能是先在光明日报上，后又被业内的刊物转载。书市上，出版人与读者的狂欢令我感动，我在文中写下了这样的期待：希望有一个常年不散的书市。这个期望被书市的参与者们记到今天。

常年不散的书市在今天已经不是梦想。网络、网上书店把书市开到了每一个网民的家里。书店发展成书城，就其拥有的品种来说，天天都在开书市。第一次书市，最尽兴的是北京的读者和参加卖书的出版社，前来参加订货的新华书店并不多。之后，书市的名字改了，功能也在变化，渐渐地名副其实。发起举办订货会的出版社一直是订货会的中坚，创办人们更是中国发行体制改革的纤夫。他们年年办的订货会，是中国发行体制改革的试验场，是中国出版业迈向市场经济的阅兵台，也是中国出版物的风景线。一路走来，他们的艰辛，努力，如今已经幻化成中国书业最重要的盛会，中国书业人最期待的狂欢。

二十届订货会似乎我都参加了，起先是奉命去采访，渐渐的，它成了我的一份牵挂。每年，这个时候，对于我，就意味着新朋老友的相聚。作为记者，我是订货会的旁观者，我对她品头论足，有时甚至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但更多的时候，我是她肌体中的一个细胞，与她同甘苦共忧乐，无论她贫弱还是富强。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二十年相伴同一个事物，从它的孕育、萌芽、成长一路走来，更能有几人？我作为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个，作为北京图书订货会的一个见证人，能充当好自己的角色，为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纤夫们喊几声劳动号子，足矣!

我的三点感受王久安（原中国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处处长，订货会创始人之一）

北京图书订货会已经办了20届，这样一项由十几位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共同发起创办的民间活动，竟能历经风雨，艰苦创业，坚持到今天，实在不易。这方面有许多因素可找，许多文章可做，但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下面三条：

第一，因为它适应了改革的需要。出版界在转型时期，特别关注经营管理，订货会的创办为出版社的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1986年国家出版局进一步对图书发行体制进行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把一般图书的总发行权从发货店手中归还了出版社，出版社才有了本版图书印数的实际决定权和自主选择发货渠道的权利。使得产销直接见面的、改变隔山买书订货方式的看样订货会有了举办的可能。顺应形势，不断创新，也是订货会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支撑力，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年的订货会上又有了两大创新：高层论坛和“图采会”；

第二，因为出版界有一批热心人士，包括人民、社科、世纪、中青、人文、外翻、新华、北京、北大等十余家的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因为他们对当时发货店通过书目征订上来的图书印数逐年下滑感受最深，压力最大，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他们抓住总发行权回归出版社的大好机遇，在中国版协秘书长王业康和张振启的全力支持下，甘冒风险，大胆办起了图书看样订货会。他们办会的宗旨很明确：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要为出版界走出困境、走向繁荣作奉献。他们提出办会方针是“收费低标准、服务高标准”。不但要把出版社的展位安排得尽量合理，还要把书店代表的住宿安排得满意，让代表们“乘兴而来，满载而归”。后来陆续参加到办会行列中来的版协发协和其他出版社人员，也都一贯保持了这种热心为公的好作风，成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民兵式队伍。这支队伍人员不多，但办事效率很高，经常受到总署和版协领导表扬。上述订货会的宗旨，也一直没有改变；

第三，因为得到首都新闻媒体的支持。应当指出，新闻媒介对出版界所举办的每项活动，都是尽力支持的，这里有一种血缘关系，特别是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光明日报，包括后来创办的中华读书报以及北京晚报等，都为出版界作过许多宣传报道，而对北京图书订货会更是情有独钟，在我的印象中，许多记者已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他（她）们大力扶持这一新生事物，在订货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得北京订货会影响越来越大，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华文图书盛会。

给展会赋予有生命力的灵魂黄国荣（中国版协副秘书长、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订货会创始人之一）

要说北京图书订货会长盛不衰有什么奥秘，那就是它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活的灵魂。事物的生命力取决于事物内在的性质与时代的适应性，最新鲜的事物，也只有不断自我更新，补充其新鲜血液，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反之，任何事物因循守旧，墨守陈规，不思进取，必定与现实产生距离，终将被历史无情淘汰。北京图书订货会开始只有看样订货的单一功能，它就是在不断否定，不断创新，不断完善中，逐步发展成今天具有看样订货、展示品牌、交流信息、业务洽谈、版权交易、现货采购、高层论坛等多元功能的大型展会，于是它亮点叠出，常办常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北京图书订货会的灵魂是活的，但决定灵魂的基本出发点是永恒的，那就是两个字：服务。要办好会，摆正主办者的位置，分清主客关系是前提。光有办会者的积极性，而没有参会者的积极性，什么样的会都办不成，勉强办成也注定是短命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从它创办之日起，就确定了出版社是展会的主人，书店客户参会是客人，办会者仅仅是为主客合作服务。从这一点着眼，订货会一直以努力提高出版社参会的实际效益，一切优惠、便利书店为基本出发点。出版社在这里能感受到他们是展会的主人，书店会感受到他们是被尊重的客人。主办者把参会者当作主人和客人，而把自己放在服务的位置上，这是一个理念。这个理念恰恰是展会灵魂的核心。有了它，主办者才永远不会满足自己的工作，才会不断探索创新，才会不断自我完善，永不止步。

20年的探索、改革与践行王　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主任，订货会创始人之一）

我是有幸亲历20届图书订货会的见证人之一。由于主办工作的分工，我一直作为宣传组的成员编写订货会《简报》并负责媒体宣传。20届订货会一路走下来，我们也从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步入知命之年，值得回忆的事和人很多，即使是订货会名称的更替，会址的变迁，也隐藏着一个个故事。但令我最难忘的却是每届大会即将结束时的那些夜晚，为了最后一期《简报》的总结性报道和综述文章，几个人挑灯夜战，热烈讨论，确定提纲，撰写成章，以致每届订货会的最后一期《简报》都成为最抢手的资料，并被很多业内外媒体纷纷转载。我曾想过，回忆这20届订货会的全部已不可能，其实只要将这20届订货会的最后一期《简报》的总结罗列出来，就会清晰看到其全部历程的缩影。

现在提到订货会都会说，它是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应运而生的产物，它的发展紧扣着出版业改革的步伐。而作为20届的亲历者，我更想说，订货会更像是出版业改革的践行者，它在一批有心人、有志者创办带领下，为出版业提供了一个改革试验的平台，而对它每一次的总结又都是一次理论上的探索。我很庆幸能与这些创办者为伍，参与每一届订货会的总结性报道，尽管在每一次的那个夜晚都经历绞尽脑汁之苦，但看到通过我们的手笔将每一届订货会记录下来、总结一下，若还能有些理论的创新，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出版人的精神享受。

回顾订货会的发展我不能不提到那些伴着我们一路走来的一拨又一拨的媒体同仁，订货会的影响是与他(她)们的参与分不开的，他（她）们无疑也是出版业改革的呐喊者和促进者。

订货会的历史以及出版业改革的历史会记住他（她）们的。

印象最深的事――海外书业参会沈建林（中国版协对外交流与合作部主任，订货会创始人之一）

2000年，订货会迈进了国家级展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会模式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出版界面临入世效应，订货会也在应对新形势的挑战；2003年，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图书的零售市场……在订货会期间，我们不时看到国外驻华使馆人员、海外港澳台书业老板的身影。特别是台湾媒体记者在会内会外到处采访，十分活跃，这些现象向人们传达着海外的信息。

订货会主办单位――中国版协和中国发协的领导抓住时机，果断提出邀请海外华文书店参加订货会，组委会专门成立了相应的接待机构――外联组，进行策划和筹备工作。2004年，60多家海外书店83名代表的新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订货和版权贸易均取得了可喜成果，引起海内外的关注。

在连续两年邀请海外华文书店参会的基础上，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2006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首次邀请我国港澳台出版机构参展，有145家台湾、香港、澳门的出版机构参加。这是订货会的第一次中国出版“大团圆”，为北京图书订货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华文图书盛会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两岸书业界在订货会上的交流和交易在业界和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北京图书订货会扩大海外书业参会可以给我们带来以下一些启示：

一、中国的图书市场对海外有巨大的吸引力，港澳台特别是台湾的出版商早就期待与内地同业近距离互动交流，寻找商机。我们从实际出发，从市场的需要出发，不断对订货会这个品牌进行打造，使其逐步成为华文书业的展会品牌。

二、北京图书订货会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已经20届，这个展会还要与时俱进，继续向前，必须要有国际眼光，向国际书业展会学习。我们的订货会只有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才能得到更高的提升。

从2007的第20届北京图书订货会起，订货会将设全国图书馆采购专馆，面对海外的平台更加开放，服务更加专业，会进一步促进与海外书业的交流和交易。

记得通常打一辆“面的”前往郭晓虹（中国出版杂志副总编，原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参与报道订货会时间最长的记者之一）

几年前。北京之冬。我开始奉命采访。

那时，订货会扎根大有庄，在中央党校的寒假“空巢”期举办。记得我通常是打一辆京城举目皆是的“面的”前往，经济又实惠。

彼时的中央党校礼堂、饭厅等地表情颇为丰富――巨幅广告横拉竖贴，密密麻麻，大有与北风一决高下之势。管理也不似如今规范。当然，参会者的食宿、交通也没有今天这样周全、便利。

订货会不断克服困难，也不断校准着自己的目标定位。而由此衍生而出的展会经济，也带火了一时一地的商情。先是大有庄内外陡增大小饭馆无数，后又有丰台、农展馆的经济位移。再后来，朝阳区的国展中心也不甘人后，成功地拿下了主办会址，使得以书业为主的经营活动，也能与车展、房展一道，跻身“名门”。

虽说从出身“卑微”到登上大雅之堂，订货会的基本功能仍然是订货。但十余年观察所感，有些参会人士，敬业精神大不如前。过去，经营人员白天狂收订单，看样选货；夜晚仔细分析，填写数字，基本是夜以继日。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扎扎实实的数字却被稀释，订货码洋的水分增加。个中原因繁多：品种增加，单本印数下降；订货虽高，退货量亦可观；书已售出，回款迟迟未见；书价走高，实际收入下滑。

当然，出版发行业的改革绝非一蹴而就。循着20届的履痕，行业该思考的是如何迈开更加阔大的步幅。

廿年变迁不寻常杨德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所在社为最早参会大型出版社之一，订货码洋历次名列前茅）

商务印书馆马上就要迎来她的110岁生日了，而北京图书订货会今年也办到了第20届。20届订货会，浓缩了我国图书市场20年的发展和变迁。我们感受很深。

商务图书以前是京所包销，前10年的订货会我们虽然也参加，但很少订货。在创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图书发行放开了，发行部门参加了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第11届订货会，那时感觉像是赶一个大集市。到了1998年第12届订货会时，我们就重视起来了，上下齐努力，结果订货总码洋上拔得头筹。从那开始连续几届，商务的订货码洋都名列前茅。各个出版社在订数码洋上做足文章了。后来，大家发现，订货会上的订数码洋水分太大，争得的是一时风光。于是，进入新世纪后，从订数码洋为王，开始过度到营销推广上来了。座谈会、发布会、见面会、演奏会等都开始在订货会上出现了，各种新书推广、品牌营销方式层出不穷。民营书业也从遮遮掩掩的后台，大大方方地走到前台来，成为一道风景。最近3届又有新变化，海外华文书商来了，港、台、澳地区的出版商也来了，原只是大陆地区的图书订货会，成为两岸四地书业交流和谋求华文出版新的共赢平台。今年的订货会有两个最大亮点，一个就是召开了首届高层论坛，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都参加了；另一个是增加了图书馆采购。这些都说明，即便在订货方式已经多种多样、无须依赖展场订货的今天，北京图书订货会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在形式和内容上推陈出新，目标是做成全球最大的华文图书订货会。看来20岁的她正风华正茂，魅力无穷。我们相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

创新是真谛胡守文（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社长，所在社为订货会发起单位之一）

北京图书订货会已有20年历史，今天看到一则广告“北京图书订货会〈蓝色畅想〉，高层论坛……”。倏忽间发现，这20年，是一成长、发展和巨变的历史。细数来路，真正是闪现出缕缕创新的光芒。

今天，我们用了“蓝色畅想”这样一个词来界定当下的订货会，这使我想起“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句民谚。想当初，其发端是由中青社开启的出版社自办发行，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青社先是从建立新华书店特约经销入手，然后摸索发展出出版社自办发行的路子，使传统的书店经销路径有了突破。突破就是示范、引导，于是一发而不可收，终于引燃全行业社办发行的重大改革。以后才由社办发行到发行联合体的自选动作，由发行联合体的自选动作到全行业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定时间、有规模的看样订货，再由订货会的单一功能演变成全行业展示成绩、交流信息、开阔眼界、筹划全年的综合性展销活动。这样一个发展的历程和已建造的基础，使我们有了继续“畅想”下去的可能。

订货会历经20年，看样订货的职能逐步走向了模糊而新的形象又在逐渐明晰起来。告别昨天，开启明天，其真谛就是两个字：

创新。20年弹指一挥扈文建（作家出版社副社长，所在社为历届参会出版社之一）

受销售职业的驱使，不断高速前行让我总是习惯性的向未来观望，扑面而来的纷杂经历快速掠过，眼睛里看到的和内心所想的大都是眼前和即将发生的事件。

经历过的历史画面大多很快在我记忆的指缝间溜掉了，留下的只是模糊的碎片，其中包括过往的N届图书交易会。

在1998年在京丰宾馆召开的11届全国图书交易会上，我的同事们穿上了出版社统一订做的红色羽绒背心，在作家出版社的展位上，在京丰宾馆16层大楼里，作家社的发行员、编辑，有如一个个火苗，燃遍整个会场。这整齐划一的装束，刹时间聚合了所有人的目光，作家社用最简单的方式、最小的成本投入聚合了最大的人气，制造了会上最热门的焦点话题！

2000年大会组委会第一次在国展举行的订货会上，当时的新闻出版署杨牧之副署长视察到作家社的展位，对我们的图书品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展位的装潢给予了善意的建议。

2001年作家出版社的展位第一次开始精心特装！围绕一个出版主题进行特装，强调文化韵味，在当时的书业还是绝无仅有的，得到了参会海外代表的一致好评。作家社对于展会的重视程度日渐加强，自此每年都会进行主题特装。

20年的岁月，书业新人辈出，和我们一起经历最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参与者的模样和姓名渐渐不再清晰，但毕竟曾经是刻在我脑海里的符号！人民出版社施茂仙、人民文学出版社范宝华、世界知识出版社马高基、关英，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沈丙磷、法律出版社叶全康、北京出版社林呈祥、中国青年出版社王久安、洪鹏…….其他的人至今大都活跃在订货会上。

订货会开始影响公众生活黄集伟（著名书评人，参加历届订货会专家荐书活动）

我从2002年开始参与到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编辑简报的工作中，在此之前则是以读者的身份参加订货会。这几年跟那些创办者在一起，听他们讲了很多当年办展的情况，感觉到订货会能够发展到今天，具备如此规模，实在很不容易。在我的印象里，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北京图书订货会又具有了新的内涵。

首先，发展至今，“北京图书订货会”之名称已经不能完全概括这一盛会的全部功能。伴随着订货功能的逐渐减弱，如今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已成为出版社的新书展示会、社店信息交流平台，和一个出版界集中向公众宣传新一年部分重要图书的传播平台。

其次，北京图书订货会每年都在创新和改进，比如今年就增设了“出版高层论坛”和“全国图书馆新书现货看样采购会”。尤其是“图采会”的举办，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无比的工程，其中重要的支柱之一，就在于图书馆业的健康发达。“图采会”将对推动图书馆业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还有，北京图书订货会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品牌，能够对公众起到一定的影响。过去订货会只有社店两方参加，后来组委会把各地媒体也邀请过来，这就使得一个单纯的行业性会展，变得跟公众发生了联系。专家荐书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策划，组委会充分调动了各种社会资源，利用他们的眼光和品评，选出好书，通过媒体告知公众，供他们参考，进而刺激图书消费，这是非常契合书业发展的举措。

我还记得最早参加专家荐书活动，是被安排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大约七八平方米的样子，挤下了所有的专家和媒体记者们。尽管不朝阳，但是因为人多，房间里热得不行，我看到有的记者都快休克了，活动结束后大家都向组委会反映，后来就改在了国展旁边的皇家大饭店举办。（本报记者韩晓东采访整理）

早春的味道曲志红（新华社记者，参与报道订货会时间最长的记者之一）

不知不觉中，北京图书订货会已经走过20届历程。

虽然荣幸地被认为是很早参与报道这一书业盛事的记者之一，但想来想去，惭愧地发现，我实在已说不清自己到底从哪一年哪一届开始的了。

只记得，最初几届订货会的地点是在中央党校，我对党校订货会记忆最深的是冷。那时地处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似乎是挺远、挺偏的地方，我们几个去现场采访的记者，从靠近市中心的单位出发，上车下车地折腾两三次，路上怎么也得花一到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所以，每次我们都是跺着脚、搓着手，带着一身寒气冲进订货会的会场。

所谓会场，最大的就是中央党校的礼堂，其他分会场，不过是党校的第一、第二、第三……大教室。参加订货会的书店经理们，一个个裹着厚厚的冬衣在这些灰色的老教室里进进出出。天气虽冷，但那种气氛，那种对每一本新书、好书的渴求却十分热烈。那时，参加订货会的图书品种不及现在的三分之一，印刷、装帧更有云泥之别，但书店经理们在这里下的单子，却实实在在是全国图书市场大半年的食粮。所谓全国书业的“风向标”，也正因此得名。

书业一年年发展，订货会也一年年扩大，我们这些记者从中央党校跟到京丰宾馆、农展馆，再跟到现在的国际展览中心。这个窗口，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出版业随着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而革新、而蜕变的路程，也亲历了一次次因本年度书业的表现而“眼前一亮”或“无精打采”的体验。

老实说，年复一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不仅成为我们每个新年度第一件重要的报道题材，更是一种文化习惯。

在这里我们获取最早的书业资讯，享受丰盛的书业大餐，观察新的文化潮流，体味读书人的期望和失望。

在这里我们可以触摸中国出版业的脉动，我个人印象，和订货会举行的时节一样，中国出版业蓬勃、躁动而充满希望，却尚未迎来百花烂漫的丰美――正是早春的味道。

务实、理想、理性――北京图书订货会断想刘国辉（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

回顾订货会走过的二十届历程，从当年的民间自发到升堂入室――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版协、发协两大行业协会主办，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协办，之所以能逐步走向规模、专业，被誉为业内三大盛会之一，正是由于她的风向导航作用和她本身不断改革创新，适应行业发展的变化需要才能够不被行业淘汰。以我看来，她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特简析如下。

一、源于务实。二十年前，几家出版社和几个发行老同志从本社切身的工作出发，鉴于当时渠道单一、发行不畅、隔山买牛、订单缓慢等等发行痼疾，自发组织订货会，以期产销直接见面，扩大销售。这时的订货会目的单纯，把出版社的书通过这种方式发给书店，先解决图书和读者见面的问题。务实，是她的主旨，而且也确实解决了发行中的实际问题，看似不经意的一笔，由于符合当时市场规律，为未来的发展蓝图描绘了一个好的框架。可以说，前十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是以务实订货为主题。

二、畅扬理想。市场在发展，渠道在扩展，出版发行业在扩大，这些引起发行方式之一的订货会在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渐进的，很难用时间准确来划分，但突然有一天积极组织和参与订货会的人们发现订货会已经不以订货为主题了，如果说一定要找她变化的时间和表现，那么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出版社虚报订货码洋体现宣传目的为标志。这时的订货会伴随着出版发行业的快速发展进入畅扬理想阶段，比装修竞豪奢显气派，比订货码洋和展位摊位数显示宣传效果；当然还有比新书、好书数量展示自己社的发展实力，比营销水平显示本社健康的发展态势，比业务人员的水准和能力“扬刀立万”，比作者队伍张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还有比理念超前、比信息完备等等不一而足，订货会成了万能会，虽然只有四天却似乎有无穷的内容，被业内人士形象称之为“过年”。对于订货会来说，这阶段没有订货，有的是理想的畅扬和业内的欢聚。这也是一个行业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兴起走向繁荣的必然阶段。

三、理性作为。“年”不能总过，热闹消费享受过后是冷静的思考和如何开始新一年的工作。2007年北京图书订货会虽然只有20届却迎来了她的“而立之年”，阶段与出版发行行业大的背景同步，标志是理性化的作为。尤其值得一谈的是三点：图书馆看样订货的举办和成功，表面是订货会从无订货到再有订货，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新的层次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是码洋到实洋，可能回款到必然回款的质的变化，未来的发展目标是给馆配行业提供一个大的平台，前景无限光明；高峰论坛首次由组委会主办，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演讲，各路高手论剑，可见政府主管与业内人士、民间声音对行业的认识经过磨合后已经达到了一致和认同：和谐、诚信、科学持续发展、核心竞争力、规模和规范等成为共识，这种共识是新闻出版行业有所为、新阶段、上层次的基石；信息技术和标准化在行业的应用成为所有环节人――产、供、销包括读者追求的目标，信息时代、微利行业，只有打通信息网络的经脉才能让出版发行这个朝阳产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和质的变化。这是经过初级阶段后的新提升，是热闹后的思考带来的答案，是畅扬理想后的理性之举，是订货会乃至行业发展必将被大书特书的一年。

还有许多文章可做周立伟（浙江省新华发行集团总经理）

北京图书订货会是图书流通体制改革催生的产物。在它之前，新华书店是惟一的图书发行渠道，订单订货是惟一的购销形式，折扣是固定的，机制很死，我们形容它是“隔山买牛”。北京图书订货会之设立，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减少中间环节，实现产销见面，调动出版社和销货店的积极性，实现多种购销形式和多种折扣。现在看来完全是对的。

在当时，新华书店是不能去参加订货会的，因为它没有产品也没有市场。

我1995年第一次带领浙江省店，以社店联合的形式进入到订货会（当时还叫做中央党校订货会），我们也是全国第一家参加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新华书店。为什么我们能够参加呢？因为浙江省新华书店没有因为“一主三多一少”的图书流通体制改革而退出批发市场，我们通过重新思考，认为未来图书市场一定仍有中盘。我们第一步是联合了本地出版社，推销他们的出版物。先是推销挂历――当时浙江版的挂历在全国非常有名，因此积累了很多客户。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客户的图书很快打到全国市场去了，树立了浙版图书的形象，也得到了出版社的信任。1995年我们社店联合参加党校订货会效果很好，当年订货增加了130%，出版社感到非常满意，方方面面都很满意。我也非常感谢当初筹办订货会的同志，像黄国荣同志等，因为他们同意我们进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也解放了思想――过去产销见面就不要我们嘛。

由于我们的成功，后面辽宁、江苏、北京市店等许多新华书店以及新华书店总店也都陆续参与进来了。共同推动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发展和繁荣。

1995年的党校订货会还没有出版社进行广告宣传。我们进去以后，自己去买白纸，自己弄糨糊，买墨汁，甚至到各个角落里“偷”木板――看到没人用的就拖过来――门板也要。我们在木板上刷糨糊，糊上白纸，刷大标语――当时的内容就是强调浙版图书，强调社店联合。我记得那会儿特别冷，我们晚上弄好了，半夜刮北风，全给刮裂了，第二天牌子也全倒掉了，只好再重新买纸，再糊再刷，非常有意思。当时会上只有我们一家有标语，很夺目，浙江的出版社感觉都很好。后来大家都纷纷效仿，特别是1997年以后，就铺天盖地了，大家都抢位置，还要盖住别家的，有时候甚至吵起架来。

那个时候展位也很简单，一个展位两张桌子，其他都是自己弄。书都是自己打包运来，全是人背肩扛――像我这个老总也是亲自扛，坐在自己的摊位上，老总在摊位上可是不多的，那么多书业同仁认识我，也是因为这个吧。

客观地看，订货会不过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业态，是流通不发达时期的一个过渡形式，当商业贸易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这种形式是会萎缩的。

但是，订货会订货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却在提升。利用这个平台，我们还是有许多文章可做的。（本报记者韩晓东采访整理）

北京图书订货会之于我陈定方（广东学而优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参会最多的民营书业人之一）

掐指一算，我参加每年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已经13个年头了！回头望去，一路走来的路程就是中国图书发行业逐步市场化和开放的过程。

作为民营批发商，我们最初的主要战场是惠侨饭店，那是一个到半夜还在热闹着串房间订货的地方。一本本畅销书或者不那么畅销的书又或者根本就啥也不是的图书就在那里以相当原始的交易方式成交并推向市场。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95年）参加惠侨的订货会，进了三本书，其中两本都特别好销，一本是《柏杨小说全集》，一本是《真爱》。第三本书却是让我们的财务睡不着觉的书，因为我们给了钱，书商却把书发给别人了！还好，该书商没有跑，半年后给了我们另外的书。

其实那时的惠侨书商们还不叫民营，叫二渠道，还是一个不断受到检查、清理的地方，订货时，时常有人说，赶快把书收起来，有人来查了。记得一次我先生陪我去订货，半夜入睡后还被敲门，进来的人说是要查身份证（或者是结婚证？忘了）！

很快，我们自己调整经营思路，在订二渠道图书的同时，也开始进主渠道的书，开始参加在中央党校举办的订货会，视野越来越开阔。

几经变迁，主渠道的会落户于国展，二渠道的会落户于京丰。订货会也从最初完全靠会上压数量、拿码洋，到现在更主要是展示形象与实力，还有沟通、交流与学习，这个过程，也就短短10多年时间，图书发行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

尤其今年，民营书业为自己设置了奖项，虽名为年度奖，但因是首届，事实上，是对过去十多年挂一漏万的总结，为本界订货会增加了亮色。

希望主办方或者参展方在未来的订货会上策划更多的精彩，更多的创意，让我们什么会都可以不参加而一定要参加这个会！

散碎的片段靳小文（山西尔雅书城有限公司总经理，参会最多的民营书业人之一）

刚参加完第20届图书订货会。展场越来越大，图书越来越多，高峰论坛一场接着一场，答谢酒会规格越办越高。老朋友见面，一句完整的问候话都说不全，就被更高的声音打断了。但是，在这跋扈的喧嚣之中，我怎么看见尽是落寞的神态呢。

相对于如此盛况，玉泉营的几张桌子拼起来叫展台吗？党校宿室的灯光下，订书是不是更像做作业呢？

再回忆，全是一些散碎的片断：黄国荣老师沙哑的嗓音和坚定的眼神。纪宏老板穿梭于多个酒局之间，偶尔拉一歌伴，唱一曲二重唱，深情款款。张金元安排房间，难调众口，但眼欲笑而未笑，口半开又半合，一脸无辜的样子，想吵架都难。黄河提臀甩膀、神采飞扬，如珠妙语，记录下来。当胜王朔小说。

订货会虽然要订货，但哪有现在这么厚的书目。陈阳正在交订单，自制的，居然还有存根，文群斜倚床头，一边查看库存一边订着新书。新书要多少呢？《茶花女》敢要一万吗？《四大名著》十个集装箱够不够？

正月十五，又一届订货会，满场不太合身的皮大衣，洋溢着喜气。王磊到处散布着别人的好消息，振奋人心，李勇今年的像册比去年更厚了，左军高兴，话太多，得拽一拽他的衣服……

不好，不好，这样写下去，有恋旧的味道，我应该还不到恋旧的年龄。“任何时代都是好的时代”，这是一句荒谬的话，但李敖老先生的态度可能更好一点：“因为荒谬，所以我信”。

顺便说一下，今年订货会，我没有把所有展场走过一遍，更不要说每个社订书交单了。很希望北京图书订货会办成行业内专业水准最高的订货会，时间再稍长一点，订货的功能再强化一点。

累并快乐着沈文愉（原北京晚报文化部记者，参与报道订货会时间最长的记者之一）

许久没有关注出版界了，上周六晚接到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庄建大姐的电话，让我在北京图书订货会20届华诞之际写一篇纪念文章，这让我打开了已经尘封了的记忆。

1992年至2001年，我在《北京晚报》负责新闻出版行业的新闻报道，于是每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也成为我们最为忙碌时刻。十年中订货会会场从中央党校迁至农展馆，再至国际展览中心（不知这几个会场的顺序是否正确，我忘记了）；从参展的各家出版社自带桌椅板凳的骡马“集贸大会”演变成向国际水准靠拢的正规展会，岁月流逝，我们的足迹遍布每一个展馆，见证了它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作为一家非专业的地方性报刊的记者，每一年的采访我都要花费许多心思，思考着怎样变换视角，捕捉全国出版界最新的动向，避免炒冷饭，图书订货会既为我提供了施展才干的平台，又是考验体力和能力的考场。许多出版社的编辑和订货会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为我们及时提供各种信息。那时我们的身体虽然劳累，但精神是愉快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累并快乐着”。

在2001年订货会结束后我的稿子《新世纪中国人读什么书》中写道，订货会组委会秘书长黄国荣认为：订货会只是一种短期的临时行为，它虽有准确、主动、快捷、便利等科学性，但有其自身的不足。图书订货会终究会被网上交易、网上批发所替代。几年过去了，订货会不但没有消亡的迹象，反而更加红火了，具有中国出版市场“风向标”之誉，被称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成效最好、影响最广的中国书业界三大盛会之一，说明现阶段这种形式的“图书盛宴”仍是图书出版界、发行界非常需要的，因为“存在就是合理的”。希望这种存在能够延续下去，并且不断修整其自身的不足，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