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论语〉心得》校样付型前一天，李岩总编让我“通读把关”。因为在这之前于丹也有过嘱托，我才敢于承担为这样一个上下叫好的讲演稿“把关”的任务。读完书稿，在钦佩之余，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两个想法：第一，题目既谓“心得”，便应是与听众、读者作平等的交流，而与一般以老师的姿态在讲堂上教学有所区别；第
1981年秋我研究生毕业后，经导师启功先生推荐到中华书局工作。第二年年末，总经理陈之向同志离休，王春同志接任，而于廉同志也是在此时到书局来工作的，从1983年起担任副总经理一职。他曾长期担任万里同志的秘书，听说他离开秘书这个岗位时，是有若干个“官职”可以选择的，但他偏偏选择了我们这个在当时被视为“既清水又非衙门”的中华书局。理由非它，正是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与钟情。其时，他是副总，分管总编室的工作，我则是文学编辑室一名普普通通的新编辑，本来没有多少接触的机会。可是他却眼光向下，关注每一位普通编辑的工作与生活。因为我从母校北师大毕业后志愿去了新疆，曾在天山脚下任教十年，到书局工作后又开始接触敦煌的文化艺术，于廉同志对大西北兴趣颇浓，常常主动找我聊天，了解新疆及敦煌的情况。他每次听我讲述西北的神情，总是那么专注，专注到既像一位负责的领导在细心倾听下属的汇报，又似一个勤奋的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讲，以至我愿意将自己知道、经历的一切都向他和盘托出。当时，他和王春同志合用一间办公室，找我聊天时，王春同志也往往在场，有时也问我一些话。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您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去尝一尝。您应该到大西北去走走啊！”没想到我的这一句玩笑话，王春、于廉同志都当了真，后来就有了他们二位离休前的大西北之行。
于廉同志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领导人，可是他的原则性并不表现为死板、苛刻，而是律己严格、待人宽厚。王、于二位在任期间，想方设法为大家排难解忧。陈抗、盛东铃和我是文革后又重返高校的第一届研究生，开始三人合住一间办公室，后来又到蒲黄榆合住一间宿舍，存在着与家属两地分居的问题。当时书局还有几位比我们年轻又比我们先来的编辑也需要解决家属进京的问题，王、于二位却力主打破先来后到的排序，先为我们这几个“老大学生”解难。于廉同志曾动情地对我说：“你们在文革时期奔赴边疆、基层，现在都到了不惑之年，在书局努力工作，却还要为家庭而千里奔波，真教人不忍心哪！”在领导的关切下，从1984年到1985年短短的一年中，我们三人的妻子，先后都调进了中华书局工作。
在书局任职期间，于廉同志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集中表现在他对书局所出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上。他是大家公认的有涵养的谦和之人，即便是总办某件事处理得不到位，他也很少发脾气。可要是某本书质量出了一点问题，他就会沉下脸来，甚至去询问究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于廉同志离休时，和王春同志一道将发给他们的大量样书留在书柜里，交还书局保存。我知道，于廉同志是最喜欢书的，这些书中有不少还留下了他阅读的印记，可他又是一个廉洁的循规蹈矩的共产党人。于廉同志离休后，依然关心着书局的进展，他身体好时，还时常到书局来看看，问问又出了哪些好书，了解编辑队伍的近况。他病重住在广安门中医院时，我曾去探望，在医院门口，碰到书局人事处负责老干部工作的杨春华同志，告诉我于廉同志刚入睡，为了不再打扰他，我只好转身离开，失去了最后见面的机会。
于廉同志对独生女儿于丹的钟爱与培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故事，当然于丹自己最有资格来讲述。我只举一例，以见一斑。于丹从北师大分校本科毕业后准备报考本校古代文学的研究生，要选择专业方向和导师，当时于廉同志找了书局好几位编辑征询意见。因为我对师大中文系的情况比较熟悉，又是古代文学研究生毕业，自然也提供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后来便选定了报考聂石樵先生的先秦文学方向。考试、录取乃至后来的攻读和毕业分配，似乎都有些波折，对于丹则是很好的锻炼与考验，而于廉同志花费的心血更值得每一个学生与家长钦羡。自先秦到元、明、清，几乎于丹每学习到古代文学史的一个阶段，于廉都会提前为她准备好相关教材与资料。严要求、高期望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结合在一起，为于丹的成长与日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曾在一篇书评中提出，家教、家风与师承，是我国文化血脉传承的重要因素。于丹的成长，也说明了这一点。
打基础，注重读、听、写、说等基本训练，是我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经验，也是近代国学教学行之有效的主要方法。在于廉同志离休后我才知道，他也曾是著名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的学生；但我并不知道，解放前夕，他还是国专地下党的负责人。据于廉在无锡国专的同学范敬宜先生回忆：“于廉不但才学出众，而且少年老成，谦恭沉稳，温厚可亲，是同学公认的楷模，对他敬如兄长。”《论语・雍也篇》有云：“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于廉同志就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一位“君子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