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省立一中校长时期的水梓
《煦园春秋》虽然被编著者称作是“一个地处西北高原的文人家族的历史”，但是实际上它所蕴涵的内容，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
家族史研究受到关注，一时间利用历史上的家谱、族谱和编纂新的家谱、族谱成为一种时尚。但是严格地讲，迄今研究家族史尚很少见有力度的作品问世，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家谱、族谱的史料价值有限不无关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历史的编纂方法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为尊者讳，二是贯穿道德伦理层面上的是非观，因而历史著作往往不敢直视历史的真相和现实，即所谓的曲笔远大于直笔。这种特点在家谱、族谱的编纂中尤为突出。《煦园春秋》虽然讲述的也是家族演变的历史，却跳出了编纂家谱、族谱的窠臼，而是把家族演变的历史置于中国历史大变局的背景下，展现家族的生成与发展、荣辱与哀乐，与时代共呼吸、与历史共命运。用这样的“断简残篇”来叙述家族的演变历史，无疑是独具只眼的。如果有更多的用这样独具只眼写就的“断简残篇”来研究中国的家族史，无疑会使中国的家族史研究更上层楼。
水梓先生的家族生于甘肃，长于甘肃，由于历史的机缘使他的家族与20世纪甘肃的历史交融在一起，从参加科举考试到到助拥共和，从推进宪政、供职于地方和中枢到长期致力于振兴甘肃教育，从新中国初建时期的民主人士代表到“反右”、“文化大革命”中的右派和牛鬼蛇神，从迎送省外的知名学者、文化名人和政要到成为甘肃社会上层名流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是近现代甘肃历史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身世既属于他的家族，更属于生他和养他的甘肃。离开了甘肃就没有水梓家族的历史，同理，一部20世纪的甘肃历史如果不写水梓和他的家族，也会使甘肃的历史留下某种程度的缺憾。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保定直隶总督署被称作半部清史，从这个角度来说，一部《煦园春秋》，也可称作半部甘肃史。
水梓和他的家族的兴起、演变，打着很深的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印记。士在古代中国是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唐宋以后他们的兴起和发展大都与科举考试紧密相关。“千年田，八百主”，在社会流动非常广泛的时代里，要维系一个家族的长久隆兴，单靠置办田产和积聚财富是很难做到的，家族的隆兴离不开诗书与教育。虽然水梓家族兴起之时正逢中国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科举考试被废除，但接受良好的教育仍是平民改变社会身份的主要途径之一。水梓家族兴起与唐宋以后士人家族兴起乃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士的概念在20世纪已更换了形式和内容，但士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20世纪的“知识分子”所继承。水梓和他的家族就是这样一个继承士的精神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家庭。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士人对内圣――修养，外王――治世的追求，并努力地践行着，但是他们又与历史上士人的命运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他们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于是他们的命运随着政治发展变化而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都曾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细节，于是又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跌撞沉浮的活剧。《煦园春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不仅仅沉湎于细节的描述，而是在此基础上对造成知识分子命运起伏不定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反思，如果不将社会彻底转变为“法治”社会，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今天重读水梓一生鼓吹建立法制的论述，不能不感佩他的真知灼见，同时也为历史的沉重而叹惋。
《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水天中著，中国艺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9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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