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尽劫波，《少年文艺》三十年

“我是看《少年文艺》长大的。”身边做文字工作的朋友，十个有九个会这么说――包括我自己。至今，我仍记得，每月手捧一本散发着油墨淡淡清香的《少年文艺》，是我最感幸福的时刻。

晃眼间，当年的少年都已长大，《少年文艺》也迎来了自己的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渡尽劫波，《少年文艺》犹在。

――那是对几代人的青春最好的祭奠。

起

《少年文艺》首任主编顾宪谟――大家都亲切的叫他“老顾”――回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而当时的文艺园地已经一片荒芜，甚至没有一本可以供孩子们阅读的文学刊物。当时在江苏唯一的一家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的顾宪谟，曾经对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状况做过多次调查，深为那糟糕情况所困惑。“应该有一本长期性的读物给孩子们，让他们充饥止渴。”

当时，上海原来有一本面向全国的《少年文艺》，因为受到“四人帮”的批判转为“突出政治”改名为《上海少年》了，于是顾宪谟就想到，他们来创办一本格调高雅、讲究文学之美的少年文艺杂志，填补这块阅读空间。主意拿定，顾宪谟将办刊构想写了报告呈送党组，党组讨论决定报送省委，不想省委很快就批准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顾宪谟如此评论当时的情况。这个“东风”，指的就是作品。当时，全国只有数得过来的几位儿童文学作家，而且年事已高，继续创作的可能不太大；中青年儿童文学作者为数也是寥寥，好作品更未多见。果然，创刊消息在报上公布后，顾宪谟担心的局面出现了：反应冷冷清清，来稿质量平平。怎么办？编辑部冥思苦想出一个笨主意：从成人文学杂志寻找适合为孩子们写作的作家，然后逐个登门拜访或写信约稿。

当时，《少年文艺》从一本著名刊物上看到武汉一位叫董宏猷的作者写的小说，觉得他清新的笔调很适合学生的阅读口味，加之他的身份是师范老师，有为孩子们创作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的顾宪谟几乎欣喜若狂，当日就乘飞机赶到武汉，与董宏猷彻夜长谈。董宏猷被感动了，答应开夜车给《少年文艺》写几个短篇。后来，“老顾”评价说：“董君一诺千金，先后给《少年文艺》六个棒棒的短篇，确实给我们撑了门面救了急。”之后，《少年文艺》又如法炮制，河北的董天柚又让《少年文艺》收获颇丰。20世纪80年代初儿童文学界最富盛名的“南董”和“北董”就这样被《少年文艺》发掘，成为儿童文学界的一段佳话。

后来，记不得在什么杂志上，编辑部又看到北大中文系学生黄蓓佳在高中时写的一篇文艺性散文，才华横溢，于是，编辑部又给她写信，希望她能为《少年文艺》创作小说。黄蓓佳回忆，那时，编辑部和她几乎每周都有书信来往，交流她的新作的构思、对创作的见解，以及编辑部的大量建议。自此，从《少年文艺》开始，文坛的一颗新星冉冉升起。而黄蓓佳说，她每次回到少年文艺的编辑部就像回家一样。

或者还有一件事是可以说说的。《少年文艺》创刊不久，上海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梅子涵寄来一篇名叫《马老师喜欢的》短篇小说，可是，故事中那位受到马老师感人对待的维小珍，被设计成了正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的女儿，这就让这篇小说拥有了复杂的触角。据梅子涵后来回忆，当时这篇小说曾经投寄给了多家文学杂志，都因为编辑感到“烫手”而做罢。最后，《少年文艺》的“老顾”毅然决然决定把这篇稿子发表。作品发表后，作品的价值获得了一片赞扬声，但也有人责问刊物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让“老顾”承受了莫大的压力。当时的顾宪谟还两度去梅子涵家中看望这位才情纵横的学生。梅子涵后来和笔者说，一眼看到“老顾”瘦瘦的身影，他心里就一阵感动，几欲落泪。从此，梅子涵也成为了《少年文艺》的铁杆作者。

“我在《少年文艺》上连载了童话《魔方大厦》后，向我约稿写连载的报刊络绎不绝，最多时，我同时为15家报刊写不同的连载作品。”郑渊洁说。

“我和《少年文艺》的开始，始于一个春天随手丢进邮筒的一篇散文。一个不经意的开始影响了我至今的生活、工作、写作甚至命运。”作家祁智说。

……

就这样，当代以来，几乎所有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都和《少年文艺》结下不解之缘，甚至是因为《少年文艺》，他们才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们的处女作和代表作都是在《少年文艺》上发表。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名单列一下：曹文轩、秦文君、梅子涵、黄蓓佳、孙云晓、董宏猷、陈丹燕、常新港、金曾豪、周锐、沈石溪、郝月梅……乃至青春文学作家饶雪漫、韩寒、郁雨君等。

“作家和刊物之间的关系，一定就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作家与编辑之间，自有一种真诚的情谊。有了这种信任的基础，作家与刊物就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关系。”现任主编沈飚说。

80年代，《少年文艺》一纸风行，发行量一度超过60万份。

乱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风云突变。

商品经济的大潮势不可挡裹挟而来，文学青年们如梦初醒，似乎忽然意识到文学对于实际生存的无用或者无力。《少年文艺》发行量如江河日下，一跌再跌。

80年代中期的儿童文学刊物是很多的，然而，在一个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期刊都在面对读者流失、市场萎缩，甚至遭遇存亡危机。不少刊物挺不过文学刊物的严冬，纷纷改弦易张。有的改做学生刊物，有的改成做文选，最多的是改做教辅类的刊物，“文学突然间变成了一种没落的东西，大家都改成他们认为有市场的定位，但市场又在哪里呢？”沈飚问。《少年文艺》也一度处于怀疑和焦虑当中。有人认为这已经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了，做文学没有出路；也有人认为《少年文艺》历来坚持的风格和趣味，已经不是现在的孩子所乐意接受的，办刊就要追随着读者喜欢的趣味来组稿编稿。

是的，高蹈的理念当然抵御不了严酷的现实。虽然坚守文学阵地的理念没有变，但无庸讳言地说，《少年文艺》文学定位的标杆也一直处于游移和变化之中，甚至近年来疏远了和作家们原本紧密的联系，以为写孩子、孩子写，就一定能摆脱刊物发行走低的窘迫局面。然而，这样的变招也同样引来了负面批评。

就此，编辑部坚定了捍卫《少年文艺》文学理念的决心。“文学刊物变化太快，大家做的尝试也很多，但是从文学刊物来说，很多事情我认为是不会有好的效果的。做一个刊物，需要坚守，需要不变的东西，如果刊物每年都在变化，对它的发展而言绝对不是好事，而是一个伤害。刊物要在坚守中出变化，而不是在变化中谋生存。”回忆起当时的经历，沈飚淡淡说。

于是，在首任主编顾宪谟提出“深一点，新一点，美一点”的办刊理念的基础上，后来的主编颜煦之提出，文学对人的心灵有“疗救”的作用，并从这个理念出发，《少年文艺》开辟了“新体验”小说专栏，在当时的儿童文学界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继而，继任主编沈飙又提出16字方针，叫做“少年脉动，文艺心情，都市襟怀，江南气韵”，希望在更加贴近时代和人文关怀方面延展《少年文艺》期刊的思想内涵。形式和理念的创新帮助《少年文艺》渡过了难关，发行量稳定下来。

后来，沈飚曾经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发起的关于今天儿童文学期刊“语境”的讨论中，发表文章说：纯粹意义的文学，其实从来也没有理由、没有必要成为一项普及全民的活动。曾经发行到60万份的文学是一个怎样的情况？那时的文学是一种全民崇尚的运动，文学读物极度缺乏，而文学又是普遍需要的，才会造就“60万”的神话。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都发生了改变，而可选择的媒体也被无限扩容，所以，文学不是已经没有了市场，而是回到了它应有的常态上。

“文学不是做秀。”沈飙提醒说，儿童文学期刊最大的危险不是别的，而是媚俗。

归

《少年文艺》曾经走过歧路，然争议仍在继续。

直到现在，现任主编沈飚还一直被人诟病，说他做的东西太深，没有市场。对此，沈飚坚持认为，尤其对于孩子来说，文学是他们精神的根。就市场而言，文学回到它的本位的话，肯定是有固定市场的。“只是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期望值。”也许有那么一天，《少年文艺》杂志本身会老化，有可能被新兴媒体取代，但是文学本身不会被取代，从这方面来说，文学刊物永远不会过时，只是在文学的式样、文学的趣味上可能会有调整。

现在，沈飚除了坚持《少年文艺》的文学品质外，更多的尝试是在发行宣传上。刊物在搞自办发行，引进了专门的发行人才，编辑除编稿外，还做发行工作；编辑投入到学校的时间也比较多，到各个学校做讲座，开座谈会，以推动销售，地域主要是以江苏为主。沈飚还尝试把几个刊物捆在一起做发行，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无论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年代，编辑已经不是做刊的全部，营销刊物已经成为刊物的一部分了。”

总之，沈飚的刊物观是，“《少年文艺》离文学，近些，更近些”。“我对所谓刊物的时尚性总是有所怀疑，一个刊物的风向标不是围着时尚来转的”；同时，沈飚在作品的面貌上做了一些调整，包括稿件的趣味上。他认为文学的趣味不能纯粹的个人化，一个刊物作品呈现的风格应该是多样的。

如今，《少年文艺》的发行量稳定在8万份左右。

2007年新年伊始，《少年文艺》推出下半月刊。据沈飚介绍，主要是根据《少年文艺》的读者定位，做一个补充性的东西，一本知识性的刊物：“《少年文艺》的读者相对定位偏高、年龄偏高，作为一种纯文学的阅读，在直接的影响上比较慢，显现的作用比较慢，所以我们做的新刊物往《少年文艺》的低段读者靠一些，与课堂教学、学校教育也靠得近一些。希望通过我们的下半月刊，增加小读者对文学的亲近程度，引导他进入我们的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