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达致傅斯年信影印件
1995年12月，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222页收有一封尹达1946年2月写给傅斯年的信的影印件，全文如
孟真先生：
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于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
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然多处发见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碍旅行中作此调查。
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事业，未审所中师友愿否？
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
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至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签字）二月十五日
这封信曾经引起一部分读者对尹达的某种误解，现就所知情况作一点说明。
先作背景介绍。为促进国共合作，1946年6月2日傅斯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联合黄炎培、章伯钧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复电对其以民族利益为怀表示钦佩和欢迎。7月1日傅斯年一行在王若飞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迎接。傅斯年是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时的旧识，谈到“五四”运动，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傅斯年则说“我们不过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慨然应允，题写条幅：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
孟真先生
毛泽东
同时，附信一封由交际处王世英转交：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这封短信和写给傅斯年的条幅，也收录入《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在第115页。
所谓“唐人咏史诗”，系指晚唐诗人章竭所作《焚书坑》。“刘项原来不读书”句，是毛泽东的自谦之词，表示没有傅斯年学问大。
在这样的氛围中，尹达与傅斯年一晤，话题自然少不了史语所考古组的往事。1929年12月，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身份到开封，与河南省协商殷虚发掘事宜，晚间住在河南大学，并在六号楼作学术演讲，有五六次之多。第一次演讲题目是“现代考古之重要性”，已是国文系二年级学生的刘?（尹达）自然是听众之一。在傅斯年的演讲中，有一个题目是“虚谷与汉学和徐旭生先生与西北考古”，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刘?发表《考古研究法》的书评时使用过“刘虚谷”的署名。此后，刘?与石璋如作为河南大学校长“函送”的学生参加殷虚发掘。刘?受到梁思永器重，并成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发表《河南大赉店史前遗址》……信中自称“后学”，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段的实际，无可非议。
傅斯年告知史语所后来的情况，使尹达“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尹达谈来到延安的研究情况，以1943年5月新出版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相赠，表示仍在“致力于学术事业”，这也没有什么值得议论之处。毛泽东面对傅斯年尚且自谦“刘项原来不读书”，尹达面对傅斯年说一句“自愧于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可谓正是一种呼应。
两人的话题一定谈到《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以及未完成的“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
很少有人知道，《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1947年3月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同时发表。在国统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中国考古学报》（即《田野考古报告》）第2册刊载此文，署名“刘?”；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杂志》发表此文，署名“伊达”。《中国考古学报》刊载此文，无副标题；《北方杂志》发表此文，增加副标题“中国原始社会资料研究之一”。《中国考古学报》刊载此文，前列5个部分的标题；《北方杂志》发表此文，前有一段小序，全文如下：
算起来这篇文章已经整整写成十年了。写成那天，正是全国开始抗战的“七七”；后来我决心离开那一学术机关，想到敌后尽一点抗战的义务。在解放区当时经过领导者督促，使我重检旧业，写了一本《中国原始社会》；在写那册书时，曾因为材料的关系，托友人把这篇文章检抄一份，并承这位友人的好意把插图及图版复照的照片寄来。这篇文章曾由考古组编入《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中，在香港付印时底稿及图版全部散失了；我曾据友人所抄副稿再抄一份，并照片六张，由一位朋友寄往上海，据说要这篇文章的杂志短命夭折，副稿及照片均不知流落何所！现在我仅存友人抄给的一份副稿，图版及插图也一时无法补足了。这次所发表的稿子，我只更动了个别的字句，所有的意见和布局都不曾变动。这篇文章的意见，我在写《中国原始社会》时曾用过（该书三三至三六页），现在索性发表出来，以求同好者的是正！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尹达当时“与诸师友取得联系”的几种情况：一是1939―1941年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时“曾因为材料的关系，托友人把这篇文章检抄一份，并承这位友人的好意把插图及图版复照的照片寄来”。二是得知“这篇文章曾由考古组编入《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中，在香港付印时底稿及图版全部散失了”。三是“我曾据友人所抄副稿再抄一份，并照片六张，由一位朋友寄往上海，据说要这篇文章的杂志短命夭折，副稿及照片均不知流落何所”。这三种情况，都提到《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不能说均与傅斯年毫无关系，尤其是1947年3月在《田野考古报告》第2册发表，信息来源唯有傅斯年。
至于“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限于延安的图书资料条件以及尹达当时的工作性质（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科长），是不可能“续作”的。但当得知即将调往北方大学时，才表示“仍愿续作”，但须得“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待“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时，“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稿“望能捎至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表达，怎么会产生误解呢？
然而，不到数月时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傅斯年、梁思永、尹达等多少考古学家殷切盼望的“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最终未能完成，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进程中的一件憾事！
最后，还有一点须注意，尹达致傅斯年，信封竖写，自右至左三行：重庆,傅孟真先生,尹达。没有写傅斯年在重庆的具体地址，倒留有一些辗转查找的痕迹，显然是经由延安转送重庆，最后交到傅斯年手中的。在那个年代，这封信送出延安，必定通过“组织”无疑，对尹达不应产生任何误解。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222页尹达致傅斯年信影印件，系王戎笙先生提供，志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