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有大美，她不仅是杰出的建筑学家，也是卓有特点的文学家。小说感性，诗歌清奇，散文典雅，占尽了天地灵气，令人生妒。岂止人妒，天也妒的，仅活了51岁，且身体柔弱，大美之形，苦与忧并。
世人乐于吟味她与徐志摩的“倏忽人间四月天”，也慕叹她与梁思成、金岳霖的“金三角”，孰不知节制、自律的感
她本性是浪漫的，1934年2月27日她在致沈从文的信中说：“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有这样“横溢奔放的情感”的人，却要隐忍，可以想见，她到底承受了什么。
是无奈成就了她的美丽。
她饱尝了“横溢奔放的情感生活”给自己带来的苦乐纠缠，到了“不难过不在乎”的境界。她说：“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一切我都在无声中忍受，默默的等天来布置我，没有一句话！”
世人只看到了她的大美之形，却没有看到她的大痛之实，误读了她。
这种误读，使她越来越美，美得像神话，像天赐。
便感到，不美的女性，不是“原质”的不美，不美之处，是不堪忍受美的背后那巨大的担当，一遇苦痛，便嚎喊，啼泣，忧怨，乞怜，甚至自伤、自颓，呈现破碎，披露败像，就丑陋了。所以，女性的所谓完美，实在是美在对待苦难的态度。
近读严歌苓的小说《第九个寡妇》，加固了这种认知。
王葡萄是个农村的小女人，寡居之时，迎来土改运动，为了使自己的公公免于被当作“地主”而遭受批斗，将其藏匿在红薯窖里，一藏就是30年。30年的生活空间是个巨大的黑洞，种种变数游弋期间，之于一个小小的女人，那是个无法承受的境地。然而她承受了，且迎来了最终的灿烂。
她的承受之法，是依靠女性的身体和女性的耐力。
她知道，一为女人，也就只有这两种本钱；她也知道，倘要生存，就要付出些什么。
所以，她直面强暴，迎纳屈辱，更坦然面对自身的欲望。
男人们告诉她，我们之所以既轻贱你又尊崇于你，是因为你身上的水儿多。她笑着对自己说，这很好，水儿，既可以溶化坚硬的东西，又可以溶汇温柔的东西，生命的绳索是不会断的。
人们认为，这个女子不是个正常人，因为她身上缺一点东西，就是惧怕。
她也不争辩，只是说：“我可爱受罪了，我是受罪的坯子。”
这可不得了，到了最后，她已经感受不到痛苦，而且愈加妩媚了――因接纳不公而心安，独享卑微而高贵，倒是让那些强势的人群发出感慨：她怎么能够活得这么好！
陈思和先生把她比之为地母，且说：“地母是弱者，承受着任何外力的侵犯，犹如卑贱的土地，但她因为慈悲与宽厚，才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
“地母”这个喻像很恰切。地母是生殖力的象征，也是生命顽强和神圣的象征――她不仅旺盛地生殖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也蓬勃地生殖精神意义上的生存意志。
从另一个角度说，地母的姿态因为很低，就有了广阔的伸展空间，她可以吸纳污浊而呈现净洁，消解罪恶而供奉福祉，具有了包容和宽恕的力量。便让人感到，雌性虽然有垂泪的姿态，但骨子里却天然地葆有着一股像“水儿”一样盈盈满满的佛性，这种佛性与佛家的哀生与悲悯相仿佛，既疗救自己，也照耀别人，便有了比男性更彻底的人性关照和更坚韧的生命质地。苦难可以轻易地打垮男人，而对女人，往往无计可施。这是有世像作证明的。身为女人的波伏瓦，竟有女性为第二性之说，让人不可思议。
因苦难而美的林徽因和王葡萄，因来路不同，呈现意义的方式是不同的。
林徽因除了“感性”的生活之外，还从原野走向内心（理性），把个人的苦难体验诉诸于文字，去“反哺”他人。她说：“人活着的意义基本上是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如果再能表现你自己所体验所了解的种种在文字上――不管那算宗教或哲学，诗，或是小说，或是社会论文――（谁管那些）――使得别人也更得点人生意义，那或许就是所有的意义了。”
她有人文意识，经历风尘和屈辱之后，还典雅，唇齿留香，耐人寻味。
而王葡萄依然游荡在原野之上，对苦难的承受，有草木的状态，“既然活下来了，就得活下去”。她的风范，即便是撼人魂魄，也只能是口碑心传，传到最后，就走样了。就像动人的民间传说，人们谁也不当真的，简单地品味一下，就遗忘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要知道，原野上的苦难是真正的大苦啊！
所以，原野上的证明，付出的代价更大。血泪暗洒，落地无声。怜甚！怜甚！
但是，一个本纪，一个传说，二者都美；在相互映衬中，意义就伸展了。
总之一句话，经历了苦难的煎熬而不败颓的女人，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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