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派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非常重要、影响巨大的诗歌流派。“二唐”指的是其中两位唐姓诗人：唐湜和唐祈。如今这两位诗人都已作古。每每想起他们，除了悼念痛惜外，有关他们的趣闻逸事也常使我如温旧梦，感到分外亲切。他们二位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

　　这两位诗人，唐祈在兰州，唐湜在温州。一位在西北，一位 在东南，几乎在中国领土对角线的两端。正如唐朝诗人杜甫的诗所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一般说来，他们二位平时很难见面，毕竟相隔太遥远了。但是，有时开会就有机会碰在一起。按说，难得见面，应该非常高兴，畅叙友情才是；而他们刚重逢时，确实也很高兴，互致问候。可是，过不了多久，就针锋相对地争论起来了，互不相让。

　　记得有一次，在会上发生争论过后，唐湜先生悻悻然离开会场，嘴里骂着：“戏子！戏子！”

　　我正好在他旁边，就问：“唐先生，您说谁是戏子？”

　　“还会有谁？唐祈呗！他粉墨登场演过戏！”他余怒未息地说。

　　我故意跟他开玩笑，说：“唐先生！您思想有问题，戏子是以前对演员的蔑称，您还瞧不起演员啊！”

　　唐湜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没有瞧不起演员，我只是说他！”

　　唐湜先生说的是事实，唐祈先生确实登台演过京剧，而且是小有名气的票友。他不仅会唱，而且还会拉一手好京胡。记得在1986年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兰州召开年会。晚饭后，喜欢京剧的代表聚在一起过戏瘾。唐祈先生特地从家里拿来京胡，给大家伴奏。他给我操琴时，把我的唱腔衬托得严丝合缝，十分熨帖，使我唱得十分酣畅。当时在场的人都大声喝彩，连连称赞我俩珠联璧合，唱奏俱佳。

　　唐湜先生说唐祈先生是戏子，其实他自己恰恰与戏子打了多年的交道。自从他被错划为右派，被遣送原籍劳动后，为了生计，他就曾追随一个昆曲草台戏班，跋山涉水，到乡村小镇演出。他还创作了一出昆曲剧本《百花赠剑》。事实上，唐湜先生非常热爱戏曲。由于他创作过戏曲剧本，所以，他把戏曲唱词的典雅优美糅进他的十四行诗和叙事诗中，如《海陵王》这首叙事诗，就受到戏曲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一度被解散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活动，那时，唐湜先生正好暂居北京，他是最早一批加入的社员。他还介绍我参加昆曲研习社。

　　俗话说“老小”，意思是说人老了，反倒像小孩了。这“二唐”也是如此。争吵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过不多久，又和好如初。所以，人们私下里经常善意地笑话他们，说“二唐”是“欢喜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又因为他们一胖（唐湜）一瘦（唐祈），偷偷地送他们“劳莱与哈台”（美国电影中一胖一瘦的两位喜剧演员）的外号。

　　除了外形胖瘦不同外，他们的个性也截然不同。

　　唐祈先生虽然身处大西北，但却依然保留着作为江南水乡的苏州人所特有的细致，注意修饰的生活习惯。有时他来北京，曾住我处。每天早晨，他盥洗完毕，必定要用电动剃刀在镜子前细致耐心地刮胡子，然后系上领带，穿上西服。穿着整齐后的唐祈先生总是显得那么精神，那么帅气。

　　而唐湜先生与唐祈先生恰恰相反，他不修边幅，不讲究衣着。正因为他的俭朴的外表给我太深的印象，以致我有时忽发奇想：如果让唐湜先生穿着笔挺的高档西服，那会显得何等滑稽，那就不是唐湜了。

　　唐祈先生虽然身处西北，但是他毕竟是吴侬软语的姑苏人氏，所以性格温厚，为人随和，在我印象中，从未看到他发怒，也没见他主动和人争吵；与唐湜先生的争论多半是由唐湜先生挑起的。即便如此，在争论中，唐祈表现得较为冷静理智，而唐湜则表现得更为冲动激烈。

　　唐湜先生是南方人，却有着北方人的直爽坦诚的性格，而他的不谙世故、率真纯粹的诗人气质，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不多见的。他的这种性格，多数人会感到他很可爱，可是也会因此得罪一些人。就在他去世前召开他的诗歌创作研讨会上，当一位诗人在发言中提到他编辑的一本包括唐湜和他本人在内的三人诗选时，唐湜先生当场表示对这个选本的不满，率直而言，不假颜色，使那位诗人十分尴尬。这就是唐湜！这就是有着诗人真性情的唐湜！

　　上面说到“二唐”的不同，现在再来说说他们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对诗歌的热爱是相同的。正因为共同的诗歌爱好和主张，使他们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走到一起。他们都成为“中国新诗”派（后称“九叶派”）的重要成员。

　　“中国新诗”派是因为这些诗人、评论家在40年代的上海创办了《中国新诗》杂志，由此形成了以该杂志命名的诗歌流派。当时，唐祈先生是该杂志的编委。唐祈先生对那段历史非常留恋，上世纪80年代，他在西北民族学院任教时，仅凭他一人之力，多方筹措经费，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中国新诗》杂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复刊。这本《中国新诗》杂志，其封面、装帧与40年代的《中国新诗》杂志完全一样。这本浸透了唐祈先生心血的杂志，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新诗》情结。后来，因为缺少经费，出版了几期后，《中国新诗》不得不停刊。

　　唐湜先生同样有《中国新诗》情结。他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评论家。而他写的诗歌评论，大多是评论流派内部的诗人，人称“九叶派诗评家”。这“九叶派诗评家”，应该理解为评论九叶派诗人的诗评家。

　　唐祈先生很不幸，他生的病本不是什么绝症，却因为医疗事故被夺去生命，真是令人扼腕不平。他殁于1990年1月20日，享年70岁。同是九叶派诗人的郑敏先生在1994年1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人之死》（后来收进集子时改为《诗人与死》），此诗既是对诗友唐祈先生的追思与纪念，又表现对诗人之死的悲痛与愤懑不平，更提出了诗人与人生、死亡的命题，足以令人深入思考。

　　比起唐祈先生，唐湜先生就幸运得多。虽然他一生坎坷，受尽政治迫害，穷困潦倒了大半生，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却出现了转机。在各方人士的呼吁和有关方面的干预下，他的退休工资得到提高，住房得到改善，最使他欣慰的是两件心愿得以实现：一件是唐湜诗歌研讨会在他的家乡温州召开，另一件是厚厚的两大本《唐湜诗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28日，唐湜先生在温州逝世，享年86岁。应该说，唐湜先生可以带着欣慰的微笑走了。

　　两位杰出的诗人先后走进了历史，而历史不仅记下他们那如珍珠般璀璨夺目的诗篇，而且记下了他们那可爱的个性丰采和可贵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