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瓦莱丽・肯尼迪博士所著的《萨义德》的时候，脑子里不时闪回着的却是另外一个人，与他几乎有着同样痛苦流亡经历的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引起笔者如此联想的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之间相似的经历，更多的是感觉到他们的背后有着一股强大的共同信念支撑着他们一生的游离。诗人布罗茨基198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
在萨义德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学术文本，其二是关注现实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人的文本，其三是关于现今世界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本。根据这种区分，瓦莱丽在著述《萨义德》一书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了他的学术文本上。尽管瓦莱丽博士说这三部分所代表的领域是相互关联的，这也是萨义德在西方知识界一直显得特立独行的原因。但是通过《萨义德》一书所获得的印象是萨义德始终是在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在多重的精神身份之间左突右闯，终不得一门而出的矛盾个体。瓦莱丽博士在分析萨义德这种矛盾焦虑的心态时，重点放在了萨义德的背后的那些观念人物上，那些学术文本中若隐若现但又无时无刻不影响萨义德的观念人物。
这个人物谱系的第一位是艾略特。在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首先就提到了艾略特以及他的《传统和个人才能》。对于艾略特而言，传统是一种正面价值，作家应该注意到过去同现在的互文性关系。艾略特把过去的经典作品定义为“一种理想的秩序”，这也是艾略特“历史感”概念的重要源泉，而正是这个概念深深吸引了萨义德。萨义德在书中把这个概念重新表述为“我们阐释或表述过去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对现在的理解和观点”。借助于重新包装后的“历史感”的概念，萨义德把艾略特进行了政治化，以此为自己的“东方学”概念在历史的经典文本中追根溯源，寻求历史理念的支撑。
如果说艾略特对萨义德影响还仅仅是隐约的话，那么福柯在萨义德著作的位置怎么夸大都不过分，萨义德也承认这点。瓦莱丽博士在书中甚至说，“对萨义德而言，福柯或许是最重要、单一的理论源泉。倘若没有福柯关于话语和话语构成的概念，关于权力和知识的关系讨论，关于表述总是受到它所寓于其内的权力体系的影响的观点，萨义德的研究将是无法想像的”。萨义德学术中最重要的“东方学”概念，其基本的灵感来源于福柯的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表述。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萨义德笔下的“东方”：首先，“东方”本质上是一种观念，但同时又不仅仅是观念，因为它还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其次，“东方”作为一种观念是和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统治分不开的；第三，“东方”不是幻象，而是一套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作为一种统治话语或者统治方式被“西方”广撒在“东方”话语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在这里，“东方”作为一种观念的思维方式就是福柯最重要的理论。福柯关于“知识是一种权力，并且无所不在”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建构。其实，除了受福柯理论的影响外，萨义德还受到了葛兰西“霸权”概念的启示。葛兰西在他最重要的著作《狱中札记》中，提到了“文化霸权”的概念。一国对另一国的统治会用文化散播和意识形态宣传等方式进行统治，用葛兰西的原话说就是，“在市民社会中，文化霸权如何凭借认同而不是统治，来加强政治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萨义德在建构“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概念时，借鉴了葛兰西“文化霸权”的概念来分析“西方”如何以更隐秘更民主的方式统治“东方”。“东方”在“西方”的眼中不过是一个想象中的“他者”，通过弱小-强大、野蛮-文明、落后-进步、黑暗-光明、专制-民主、卑劣-高尚等这种对比，不但在想像中完成了对“东方”统治，同时也完成了对“西方”自我的认同。
这个谱系中除了以上的几位，还有雷蒙德・威廉斯这位剑桥的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还有法国作家、精神病医师弗朗兹・法农，还有……其实这个谱系可以无限制的续写下去，比如萨义德深深地痴迷于康德拉的小说，他的第一部书就是关于康德拉小说研究的，还比如他对风靡一时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进行过研究。这些都可能对萨义德的学术著作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这个谱系无论怎样续写都挡不住笔者最后的疑问：这些观念型人物是如何被萨义德驾驭的？瓦莱丽博士在《萨义德》一书中悲观地认为，这些萨义德背后的人物并没有被萨义德完整地驾驭于内心，他们在萨义德的内心中始终是矛盾的存在的，他们虽然对萨义德学术生涯产生过建设性的影响，但是同样也导致了萨义德学术生涯中的多处裂痕，这是萨义德的遗憾所在。在这里笔者和瓦莱丽博士有了不同的看法，在笔者看来恰好正是这些站在萨义德背后的看似矛盾无比的人，让萨义德各个时期的文本都具有了无限丰富的解读性，这些充满裂痕的文本给我们的阅读留下了许多的“文本空白”，而这样的空白正静待着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填充。事实上，每一个文本都不可能穷尽世间所有的真理，所以一个伟大得让人敬畏的文本不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而是让我们思考文本之外需要填充什么。
《萨义德》，［英］瓦莱丽・肯尼迪著，李自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1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