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7日下午，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打电话告诉我，日本的杰出学者丸山?先生已于11月26日溘然仙逝。我立即给丸山夫人松子写了一封吊唁信。考虑到岁末邮件多，是特地托一位近日赴东京的友人带到东京去发的，还附上2005年拍的一帧照片。
我们和丸山?、丸山松伉俪的友谊延续了20年。实际上只见过三次
说实在的，尽管多年来承蒙丸山?先生签赠了不少大作，如《一位中国特派员》、《至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等，然而读得不精细，难以对他的业绩做出适当的评价。好在中日两国的学者专家都会写文章纪念他的，用不着我来临时抱佛脚，班门弄斧。本文只写萧乾和丸山?之间的忘年交。
东瀛的初夏是怡人的。窗外明丽的蔚蓝色天空上，一团团雪白絮云缓缓流动。那么悠然自在。我的心几乎随着它们飞回北京。1986年6月，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即将结束了，我翻开笔记本，打电话向日本朋友们一一告别。御茶水女子大学的佐藤保教授对我说：
“啊，真巧。东京大学的丸山?教授刚好在这里。他曾问起过你。我们以为你已经回国了呢。”
我结识佐藤保教授纯属偶然。1985年6月下旬，刚到东京后不久，我在东洋大学教授今富正巳的办公室里遇见了新加坡大学的杨松年博士。这两位教授都参加了1983年1月13日至19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我也陪萧乾前往，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二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受益匪浅。杨松年提起要去看望御茶水女子大学的佐藤保，我毛遂自荐，给他当向导。我所崇拜的日本女作家宫本百合子(1899-1951)毕业于御茶水高等女子学校，这就使我对以“御茶水”冠名的学校有了好感。御茶水是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至文京区汤岛这一地区的通称，因江户时代(1600-1867)曾用此处的断崖涌出的水为德川将军烹茶而得名。
其实，御茶水女子大学早已迁到文京区大冢。百合子念过书的那座女子高中就不得而知了。我总觉得宫本百合子的境遇有点像我国的杨刚(1905-1957)。她们均出身富贵之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52岁时，英年早逝。
在佐藤保教授那间敞亮的办公室的书架上，我意外地发现了萧乾所著《梦之谷》、《散文特写选》、《一本褪色的相册》等。可惜因为忙，并且知道对方也忙，就不曾打扰。
丸山教授立即接过话筒，约好14日下午他到文京区东洋大学来看我。这位温文尔雅的教授准时来到了浴满阳光的教职员会客室。我们坐在皮沙发上，边啜着值班的日本小姐端来的海带茶(据说颇有益于健康)，边谈话。
我久仰这位日本卓越的汉学家的大名，但过去只晓得他是研究鲁迅的，没想到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他也开始注意到萧乾的作品，并向研究生讲授像萧乾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走的道路。他掌握的资料相当全，并问我为什么选择萧乾的《皈依》和《栗子》(他已读过前几天才出版的《早稻田大学》第6期，我和铃木贞美合译的两篇译文都是刊载在那上面的)。他说他本人最喜欢的是《雨夕》。我回答说，论艺术性，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蚕》和《俘虏》。萧乾曾告诉我，他偏爱《雨夕》，而《皈依》是埃德加・斯诺指定让萧乾收入《活的中国》这个集子里的。1944年秋，当萧乾在硝烟弥漫的巴黎最后一次与斯诺会晤之际，斯诺说，《皈依》极受美国读者重视，因为它写到了东西方文化上的冲突。那时，萧乾正跟着美军第七军准备进军莱茵河，斯诺是获准采访东线(苏联和东欧)的六名美国记者之一。从谈话中，萧乾深深感到斯诺身在欧洲，心还牵挂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于1960、1964至1965、1970年三次访华。1973年萧乾从五七干校请假回京看病。由于我在7月间正式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就留在北京翻译《战争风云》了。他每周都骑自行车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去。当时，梅兰芳的长公子梅绍武在该馆的“国际交换组”工作，欣然借给他一批批新书。读了1962年出版的《大河彼岸》一书，萧乾得悉斯诺重访我国时，曾打听过萧乾的近况。老舍告诉他，萧乾“正在一家国营农场里快活地劳动着”。斯诺于1972年2月15日去世，七年后的1979年2月，萧乾拿到了一纸平反书。我之所以从萧乾的二十几个短篇中选出《皈依》，是为了缅怀他与斯诺的这段亦师亦友的情谊。
《栗子》则是萧乾于1933年秋在燕大讲师夏斧心的宿舍里结识巴金后所写的。巴金批评萧乾，应由自我的小天地里闯出，写大时代题材，这是萧乾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的成果。他本人认为，就文字及结构而言，它不如《篱下》和《矮檐》。《栗子》写于1935年除夕，作者在文末注明：为纪念一二九抗日先驱而作。
1986年6月16日，我登上日航班机回到祖国。
1988年10月，丸山教授应邀到北京大学讲学，28日，携夫人光临舍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严家炎教授和《人民日报》记者、传记作家李辉也在座。丸山教授对我们说，“文革”初期，日本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由于不明真相，对那场骇人听闻的灾祸还支持过。他却逆着潮流发表了几篇文章，对浩劫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表示了忧虑。一些日本人出于对中国革命的盲目支持，反而对他进行围攻。那时他身体很坏，但他对夫人坦言：“不看到中国重见光明的一天，死不瞑目。”
丸山教授把他所写的小册子《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送给我们，那原是发表在日本最有权威的《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0集，1988年)上的。我征得他的同意，译成中文，用“李黎”这一笔名，附在《萧乾评传》(王嘉良、周健男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一书之后。
2005年11月24日下午，我在表外甥黄友文陪同下，到丸山?、丸山松伉俪下榻的邮电医院招待所去拜访他们。这是阔别17载后的重逢。萧乾逝世后，他不只一次地到北大来讲学，每次都打电话问候我。丸山先生精神蛮好，兴致也高。这是三次晤面中谈得最久的一次，没想到竟成了永诀。
当时，我们品着丸山夫人所沏的清香龙井茶，不知不觉聊了将近两个钟头。考虑到丸山教授上午刚做了人工透析，我们再三请他和夫人留步，然而两位坚持乘电梯下楼，伫立在门厅外，目送我们良久。我们一次次地回头遥望，挥手告别，直到拐了个弯，一座小树林子遮挡住了视线。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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