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编年史》（下称《编年史》）出版座谈会前不久在武汉大学、黄冈师院举行。会议围绕着十八卷本《编年史》的出版及其意义、价值，围绕文学史的编写等主题。
该书总主编、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介绍说，这套编年史的编纂动机是：回顾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体文学
复旦大学教授黄霖认为，《编年史》是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一部“《通鉴》”。它是第一部文学编年的通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资料价值，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这是一次在立足传统、借鉴西方基础上革新文学史编写模式的有益尝试，而且会推动文学史的革新。相对于古代历史书写而言，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已经形成了新的传统。《编年史》试图打破这一新的传统或模式，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明代的复古派，实际上是以复古为革新。
著名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因年事已高，未能到会，其书面发言认为，《编年史》包含了翔实而丰富的文学史信息，上至周秦，下迄当代，代表了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建树。编年史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它的大规模采用，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经由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邓绍基先生表示，《编年史》是规模空前的大型著述，经过六年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数十年来，我总是在摸索着、尝试着做一些文学史研究工作，我深知这部空前的大型《编年史》的重要性，深知它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我读过鲁小俊先生的抽样分析报告，我在获得该书后也翻阅过若干卷，颇有征引详博、抉择多酌之感，从而确信它是一部在深入地查检文献、大量占有基本资料基础上的大型编年史，编著者还在使用基本资料时作认真的核对，并力求发掘新的文献资料，补充既有著述之不足。”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系韩瑞亚教授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研究文学，都离不开对历史事实的了解。《编年史》代表的是中国和国外可以共享的成果。同时，本书对国外的研究者而言，价值更大。在国外，除了几个有名的图书馆以外，多数图书馆中文藏书很少，没有足够的参考书作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有着丰富的原材料的参考书显得更为重要。从教学角度来看，国外开设的中国文学课程时间跨度很大，要备这种课，需要有这样一套通史作为参考。韩瑞亚教授还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谈了《编年史》的重要意义：《编年史》打破了文体分割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跨很多文体，对她将来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要将历史碎片与有逻辑的整体的历史联系起来，编年体写作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作。
与会专家还就文学史的编写发表了看法。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作了题为“纪传、编年、专史――讨论文学史写作中的三驾马车”的发言。他说，凡是写史，不能不考虑著述的体例。所谓著述的体例，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还牵涉到史家的眼光、学养、才情、趣味，以及背后的文化历史等等。梁启超认为，进入20世纪，通史会逐渐解体，各种专史会成为历史书写的重心。罗根泽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也非常重视体例问题。提到先用编年的方式进行切割，接下来用纪事本末体讨论历史过程，最后用纪传体建立对作家的具体批评。这一体例大体上是日后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写作体例。这两位先生的思路，大体上是把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写作方式相结合，这一思路到现在仍在延续。从一百多年前，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的建立，到现在，无数学者投身其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功力与学问如何磨合。陈平原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史既然是史，那么在具体的撰述中有无通识，能否在史料的鉴别和事件的精彩叙述中，很好地凸现史家特有的见解，这是文学史写作成功与否的关键。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副所长王瑷玲教授指出，近年来的一些文学研究趋势，也影响到了文学史的编写。如：一、“接受美学”和“文学生产”的观念。二、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视。三、从性别视角进行研究。四、跨文类研究。研究一个作家，不能只局限于某一文体。另外，还有跨学科的研究，例如对“记忆”的关注。“记忆”包括集体记忆、个人记忆。对私领域的文类，如日记、书信等，不仅文学家注意，历史学家也注意。五、重视新材料。不仅要注意精英文化，通俗文艺的材料也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