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阳的歌，我最先听了两首。典型宁夏花儿小调，浅吟低唱中，民谣风格里，融入了摇滚的色彩，便像在一杯清凉的井水中又加上了棱角分明的冰块，越发透心凉的感觉，清冽，而爽朗，犹如西北辽阔田野上空那一直能够连接着地平线的莽莽长天。
我们有多么美妙的民间小调呀，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怎么能够听得见了
苏阳的歌，也不是原来土生土长的民谣，他也经过了改造，不再只是老牛老破车在泥土地上一个劲儿的轧悠。但是，苏阳没有伤了它们的筋骨，他握住了它们的命根子，张扬着勃勃的活力，而没有把它们阉割成不伦不类的变性人，徒剩下一脸浓重的油彩。
听《贤良》中的那鼓声，听《劳动与爱情》中那板胡，听得让人心动，有种想哭的感觉。是的，这是只有西北的音乐元素，苍凉，粗放，随意，漫不经心，赤裸着脊梁，晒黑了脸庞，云一样四处流浪，风一样无遮无拦，草一样无拘无束，紫外线一样，刺青一般暗暗地刺进你的肤色之中。
听了这两首歌，就一下子喜欢上了。曲风是相近的，歌词却不大一样，虽然都直接借鉴了民间说唱的样式，却一为暗讽，比兴和比喻一锅烩；一为直白，调侃的意思，洒脱地自娱自乐。
《劳动与爱情》，歌名宏大，故意敞开了衣襟的样子，露出的并不是那么肌肉饱满的块儿，而是瘦筋筋排骨一样的肋巴条。这是首唱农民工的歌：“太阳出来照街上，街上走着一个吊儿郎，卷起铺盖我盖起这楼，楼高十层我住在地上。东到平罗麦子香，西到银川花儿漂亮，人说那蜜蜂最勤劳，我比那蜜蜂更繁忙……”特别是那句“卷起铺盖我盖起这楼，楼高十层我住在地上。”听得让我感动，虽然只是楼和人浅显的对比，无奈的辛酸，残酷的现实，唱得那样的朴素而真切，起码是晚会歌曲中没有听到过的，是那些唱烂了的城里人的酸文假醋一般的恋曲中没有的。
《贤良》，歌词做得更好，唱的是三娘教子一类事，却将传统的唱法反串成现实的寓言，将如今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失衡与坍塌，勾勒得活灵活现。贤良，显然是指民间的那种传统美德，这里用的是反讽的意思，在不露声色中弹讥现实。
歌里唱道姨娘教女：“一学那贤良的王二姐，二学那开磨坊的李三娘。王二姐月光下站街旁，李三娘开的是个红磨坊，两块布子做的是花衣裳。”很显然，这个三娘教子，再不是当年的三娘断机织布，教子学业有成成才成人，而是让孩子去站街叫卖皮肉生涯。
歌里唱的姨爹教子：“张二哥的本事真正的强，满院子的牵牛花上了二房，满院子的牵牛软掉了地上。李大爷的学习真正的强，上了一个大学上中专，中专里学的是蹦，擦，擦！”很显然，歌中触及的是包二奶，以及知识贬值享乐主义至上等社会现象。
每段后面都有一段副歌，唱的是“你是世上的奇女（男）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缨。我说要给你那新鲜的花儿，你让我闻到了刺骨的香味儿。”当然，如此刺鼻刺骨，也许我们和他们的理解并不一样，我们以为的“堕落”，而他们的父母却被表面的荣光所蒙蔽，误认为是好，是一种“贤良”，才去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如此，“贤良”的歌名，便又多了一层能指，包含了另一层辛酸。
这样的音乐，需要良知，这良知来自生活底层，并不需要如何高深的望闻切问，或貌似惊人的警句，或熨烫整齐的韵律，只要鼻子没有伤风，就足够了。只是在我们现在的歌坛中，鼻子变成了大象的长鼻，可以舒展自如地追名逐利，邀宠取媚，却已经失去了原本灵敏一些的嗅觉了。
在北京，苏阳为我们演唱遥远西北的歌，他的歌没有油头粉面，没有花里胡哨，没有故作高深，就像他唱的花儿一样，就像西北的土地一样，质朴却真实、真诚。在他的另外我没听过的一首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我要带你们去我的家乡，那里有很多人活着和你们一样，花儿开在粪土之上，像草一样，像草一样。”
我非常喜欢这句歌词，谈到民歌，就像“花儿开在粪土之上”一样，似乎有一种更粗野、更直露的美学或民间逻辑，而这正是矫情乔装后的民歌所没有的，或者说是文化精英再怎样模仿也学不到的。没有在屎一样的环境中磨砺过的人，是不会真的知道粪土里面也能开出花来的。现在我们有些所谓的民歌里，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精英假想出的事不关己式的民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关照，民间性的利用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本土性或民间性，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发掘为了可利用的全球流通资本，最明显的例子是唱改装西藏式的民歌（作曲家何训田专门给她而写）的朱哲琴，她的唱盘在国外卖得很好。在一种面向全球而把民间或地方性审美化、神秘化的运作之外，能看到民间自本源力量的重新自我利用，并把民间性（苏阳的歌表现为西北调子和传统意象）重新真的和民间现实连在一起，一直是真正的民间文艺工作者的一个梦想吧。在无孔不入的全球资本对弱势文化的掠夺开发背景下，这种源自民间的尝试，不仅是值得尊重的，而且将会是意义深远的。
在苏阳的家乡，苏阳一直有一个梦想，他说：我一直想在西门桥头为那里的农民民工唱歌。他说：那样的音乐很纯粹，没有社会角度的批判，没有音乐门类、知名度、舞台灯光的暗示……
这样的歌手，让我心怀敬意。我猜想，站在银川的西门桥头，他一定会唱《贤良》，唱《劳动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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