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的和合学将和谐社会的讨论深入到哲学构建的层面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然而，目前的讨论大多局限在泛泛的政治、社会、经济和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06年岁末隆重推出8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使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再度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中心话语之一，也将和谐社会的讨论深入到哲学构建的层面。张岱年先生对该书评价很高，认为“在此世纪交替之际，国内外学术界都在思考21世纪的文化战略问题。张立文同志经过深思熟虑，率先提出和合学，撰著《和合学》一书，提出了独创性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理论价值和超前见解”。
和合学是当代中国原创的哲学理论体系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先生就提出了“和合学”理论构想，并于90年代中期出版《和合学概论》一书，初步完成和建构了和合学理论体系。该书出版后，曾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随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和合学因为与主流思想不谋而合，再度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可谓适逢其时。2000年前后，前政协主席李瑞环曾在不同场合几次提到“和合”文化，就是来源于张先生的和合学。
何谓“和合”，“和”即和谐、和睦、和平，“合”即合作、结合、融合，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变异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和合学”有五大原理：针对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和生”化解生态危机；针对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和处”化解人文危机；针对人与人的冲突，以“和立”化解道德危机；针对人的内心冲突，以“和达”化解精神危机；针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和爱”化解价值危机。
和合学的文化取向
和合学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并非某家某派的思想或主张，而是涵摄儒、道、墨、法各家的普遍文化精神。儒家讲“仁者爱人”，“爱有等差”，是在承认社会等级的基础上求和合；道家主张自然无为，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合；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是通过无差别的爱来实现家庭、社会的和合。和合学关注的并非中华民族文化某一阶段的文化精神，而是整个中华文化与文明进程中“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汉儒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哲学形上学的新儒学；魏晋之际玄学家讨论“有”“无”，“名教”与“自然”，重建自然和合的价值理想；宋明理学家的“理气之辨”，圆融了自然、社会、人格的价值意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转生。和合学就凝练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和合学是个开放的理论系统。虽然和合学是中国文化精髓的凝练，但并不限于中华文化系统，而是面向世界与未来。自明末以来，伴随着传教士东来的西学东渐，特别是鸦片战争以降，西学与战争和鸦片一起汹涌而来。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挑战，体用之争在政学两界尤为激烈，但无论是中体还是西体，都没有能够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和合学超越体用之争，认为东西文化的碰撞无论对于东西，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东西方文化在碰撞中互动、互补，融突和合。
和合与冲突
张先生认为，和合并非一团和气。和合包容了冲突和融合，冲突是融合的因，融合是冲突的果；冲突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冲突的理势。冲突若不走向融合，冲突便毫无所成，只有负面的价值和意义，故冲突需要融合来肯定和认可；融合若无冲突，就无所谓融合，融合的正面价值和意义，亦无从肯定和定位。这些对冲突与融合的崭新理解发人深省。
但和合也不是对抗。面对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新格局，哈佛大学教授塞谬尔・亨廷顿却顽固坚持文化与文明对抗思维，认为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互为奥援，对西方文明产生直接的威胁，进而提出在政治上的包围与对抗，从而遏制东方文明的发展。与西方学者不同，有些中国学者提出文化上“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进而指出，20世纪是西方文化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凡此种种，都是建立在两极对立的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和合学既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对抗理论，也不主张“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文化对立形态，认为21世纪是东西文化互学、互动、互渗、互补的世纪，是冲突融合而和合的世纪。
和合学与创新
冯友兰先生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创新，曾指出过有“照着讲”与“接着讲”区别，“接着讲”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和合学既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中和合精神的继承与总结，又是对传统和合精神的超越。对于传统哲学与文化的超越于创新，张先生总结出三条规律：一是核心话题的转化，二是诠释文本的转变，三是人文语境的转移。和合学以“和合”为核心话题，依傍的诠释文本是《国语》，辅以《管子》与《墨子》，其人文语境是生命智慧的觉解。和合学不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产物，而是中国哲学的一种现代形态，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生，是真正的中国哲学。
翻开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文化屡经劫难，却屡屡在劫难中转生，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近代以降，由于西学的剧烈撞击，中华民族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意识促使学人们探索中华民族文化的出路与未来，中体西用说、西体中用说、创造性转话说、返本开新说等，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寻求中国民族文化的出路。张先生独辟蹊径，从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宝库中开发出“和合”思维，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从而建构和合学理论体系，直面人类面临的危机与冲突，探索和合之道和合世界。
和合学与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和希望，和谐社会建设，不仅包括人与人的和谐，还包括人与自然、人的心灵、不同文明的和谐。和合学是从中华民族文化中凝练出来的当代哲学理论，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启示：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而和合学抓住和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最具有价值和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第二，承认多样性、差异性，重视和谐达到最优。中国传统哲学肯定多样性，强调在多样性基础上的辩证与协调，强调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和谐与最优。和合学所倡导的和合思维超越了单纯求同或求异的思维，这对于解决当代社会诸多矛盾有启发意义。第三，和合是比稳定更高的状态，积极化解冲突而不是掩盖冲突，更不是崇尚冲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充满了竞争，有竞争就有冲突。和合思想为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它们之间定立新的契约，把各方的意见融合进去。
和合学以和合为核心话题，超越了“道德之意”、“天人之际”、“有无之辨”等中国传统哲学话题，与和谐社会理论相呼应，是当今时代精神的彰显和需要，是体现时代精神的理论思维形态的一种新建构。
张立文生于1935年，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著有《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牟钟鉴教授都认为，张先生通过“和合学”的架构，完成了从哲学史家向哲学家的过渡。当然，关于和合学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比如，《和合学》出版和和合学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和合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及影响，当前形势下如何从和合学视角推动和谐社会理论建设等。这些都将是和合学需要进一步深入研讨的话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