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大约4000年前就有了“铸九鼎，象九州”的说法，因此九鼎图被认为是本土最早的地图。如果比照公元前2500年的古巴比伦陶片地图
一张挂在墙上的地图，让中国人感到了极大的震动和迷惑不解，地竟然和天一样是圆的，中国也不过是在众多大洲的靠东边的一个角落里而已。聪明的利玛窦将地图放大后，用中国字标注并以《山海舆地全图》的名称刊印，并且适应中国人的口味，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把中国安排得多少占据着中央的地位。就此利玛窦评论道：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且不论利和尚的评判刻薄或者深刻与否，反正当时这样的地图让该和尚声名鹊起，甚至万历皇帝也传旨用丝织成这种地图的屏风，分发给自己的儿子们。
其实利和尚的地图，不过是他企图传教中国的诱人利器而已，也即所谓使得很多中国人上了使徒彼得的钩，而并非意在播送科学，但他对中国的科学实际传播，又的确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直到清朝末年，中国必须占据地球中央的意识依然顽固地存在，所以维新人士还得继续做重复的启蒙开导：若把地球详来参，中国并不在中央。其实，在那之后，这个安排似乎也仍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不过，这已经不是该由利和尚负责的事情了。
也别自卑――尽管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时代，世界公认的伟大地图学家C・托勒密就已经影响深远地立经纬设投影描绘了世界的图案，但一幅13世纪的曼迪地图（Mappa Mundi），却是这样的一种分布：在一个圆平面的顶部是东方，那里画着伊甸乐园和亚当夏娃，下面是耶路撒冷，欧洲、非洲和亚洲也都被挤挤挨挨不问比例地集中在了一个方便图案里。该图当然包含了那个时代的某些地理知识，但绝不是全部，因此，汤因比对这幅在现代地理学家看来十分可笑的地图的判断是，它是有关一个基督教世界的合情合理的画面――这是一个哲学模式，而非是对旅行者的指南。老汤于是说，人们大多看到的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事物，他们大多记载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
关于地图的权威解释是：地球表面各种现象在平面上的缩影。按照地图投影的数学法则，将地球表面的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通过取舍概括，并显示它们的分布特征及相互联系与制约关系，应用系列符号和文字缩小绘制在平面上的图像。
这解释当然无比正确，但如果我们顺着老汤的深刻思路摸索下去，可以断定，地图，归根结底，该是个哲学的或者政治的概念。地图其实就是一地一国的底细，据有自己或者别人的领土，总是首先要谋得那领土的地图，所以国家的领土又叫作版图。《周礼・夏官・职方氏》上就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中国古代的说法，天地有覆载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所以地图叫作舆地图或者舆图。而在训诂的意义上，舆图偏巧又指疆土。陆游的诗里就有：闻道舆图次第还，黄河依旧抱潼关。这舆图是无疑的河山也。
作为政治延续的军事，舆图除了在讨论诸如割让城池的时候做参照外，当然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攻城略地的厮杀看本。不过，可以想见，那些古代的将军们，需要远比今天的指挥员禀赋卓越的阅读能力，因为从前面的描述可以知道，那时的地图对地理的说明，实在是太过粗糙和示意了。南朝昭明太子在一篇《谢敕赉地图启》里说：汉氏舆地，形兹未拟。晋代方文，比此不妙。其实，就是昭明太子时代的地图，也未见得高明，否则利和尚后来又如何能够得手呢。而欧洲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不论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以及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印度之路，还是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首次环球航行，精确地图的意义，更可以为海外殖民扩张互为张本。
鉴于地图或者舆图的意义，历史上并不乏盗取别国地图的故事。稍远的说，宋神宗熙宁年间，高句丽人向宋朝进贡，便趁机沿途向路过的各郡县送了不少礼，用来换取一份辖境内的地图。如你所猜测的，各郡县都很痛快地满足了高句丽人。直到扬州才终于有廉洁聪明的陈太守，以参考绘制为名，用计骗回了那些地图。至于近代，则有关东军间谍潜入东北，偷偷描绘具体地标，用来修正航拍图像的不够精确，甚至制作出比中国本土测绘更精准的地图。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地图被称为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产品，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应用广泛，但在非政治非专门的一般大众所见的地图上，并不标明诸如地形之类具有一定技术性的元素，所以一片干净的纸面上，除了在咫尺距离内感受望山跑死马的叹息之外，也许空白之内，隐藏着说不清的沟壑和山丘，甚至是无法通行的绝域。毕竟，老汤所谓希望看到和觉得重要的玩意，未必人们都能如愿看得到，起码在他们张望的文本上如此：世界或许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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