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丁杨
格非
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
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迷舟》、《青黄》、《戒指花》；中篇小说《相遇》、《傻瓜的诗篇》、《不过是垃圾》；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人面桃花》获“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法、意、日等文字在国外出版。
采访手记
2004年格非推出《人面桃花》的时候，很多媒体用“十年磨一剑”来评价他，因为他上一部长篇小说要追溯到1994年的《欲望的旗帜》。此后《人面桃花》获得一系列在国内文坛颇具分量的奖项，至少说明他的剑磨得还不错。这位当年与余华、苏童齐名的“先锋作家”，在《人面桃花》中已呈现出与其以往“先锋”写作不同的姿态，今年元月，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进一步显示出他向传统写作的回归。
也许与清华大学相邻的万圣书园离格非家太近的缘故，当他出现在万圣二层咖啡厅，我看了看表，几乎和约定的时间分秒不差。他留意到桌面上摊着我带过去的《山河入梦》，湖蓝色的封面在柔和灯光下泛着雅致的光，“这本书的装帧挺舒服的，感觉比较精良。”他说。作为一位写作者，面对自己用心写就并新鲜出炉的长篇小说，自然心情愉快。
在文字背后同人物对话
早在十几年前，格非就产生了要写“三部曲”的念头：“那时我刚写完《欲望的旗帜》，在读马哈福兹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他的‘开罗三部曲’带给我一些启发――是否可以用三个长篇小说来表达我的想法？我后来动笔写的时候并未完全按照马哈福兹的方式，但也保留了他的一些做法，三部曲的主题大致还是统一的。”
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不只是作品的时代背景跨越了几十年。前者的语言极富古雅韵味，主人公的理想主义追求最终以悲剧收场，这份沉重令阅读的脚步无法进退自如，而《山河入梦》的叙事显然更流畅，语言也愈见平实质朴。格非坦言这是有意为之：“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调整，叙事也尽量做到平实。”他对自己每部作品的欠缺都很清楚，希望新作的写作能解决《人面桃花》中的某些不足，“如何克服那些缺点，如何让作品呈现新面貌，这很重要”。他说，《人面桃花》句子中有很多言外之意需要体会，读者在读的时候经常会停下来，《山河入梦》中的人物命运贯穿始终，章节之间联系紧密，他不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仍然读读停停。这样的变化固然有对读者是否爱读的考虑，也基于他想要保持写作的新鲜感与冲动。虽说是“三部曲”，可已经出版的前两部中除了主人公陆秀米与谭功达之间的母子关系，再无更多情节和人物上的关联，这似乎有别于惯常意义上的“三部曲”。
《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能令书中人物的语言以及细节描写更有说服力，格非在动笔前重读了一些那个年代的小说，也翻阅了书中所写地区的方志。构思时间长加之准备充分，这部作品写得很顺利，“我平均每天写两千字，二十几万字写了七八个月”。
《山河入梦》中主人公谭功达的从政之路充满乌托邦色彩，对待感情则有些迟钝，谈及这个人物的塑造，格非说：“这样的人是肯定存在的。像堂吉诃德这样反应迟钝而又满怀理想的人物在欧洲文学史里很常见，我把这些人物特质糅合到谭功达身上，令他既迟钝又爱幻想。”他回忆起童年时在老家有个生产队长，一直想要把村子周围的山铲平，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带着村民干活，村里的老百姓都恨他，最后他发了疯。他做的事情徒劳无功，不能带来眼前利益，可他的道德无可挑剔。
书中的女性形象姚佩佩似乎更加令人难忘，她的身上寄托了作者格非太多的情感。他最初想把这个角色写成活泼疯癫、心无城府的样子，后来意识到女主人公必须同谭功达的个性相反，她要敏锐地了解现实，对待感情要细腻。随着写作的不断进行，他越来越喜欢这个人物：“读者对《山河入梦》小说本身如何评价我并不介意，我更在乎读者对姚佩佩这个人物是否有误解。这是我用心创作的人物，她的心理变化和对世界的看法同我的内心世界很难分割。”格非感到这个人物仿佛有了生命，会同自己对话，她的命运也会对自己构成影响。
姚佩佩在《山河入梦》中的归宿是悲剧性的，格非认为，她的悲剧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她的个性因素。她所处的时代并不提倡自我意识，她本可以投身集体主义，放逐自我，跟社会融合，但是她没有那么做。随着她越来越清醒，更加不愿那么做。“她跟谭功达的关系是不是爱情，读者可自己体会，我想首先不是爱情，她更多是把谭功达看成父亲般的人物，是在寻求一种安全感。她是孤苦无助的灵魂，找不到依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她就抓住不放，所以她才会跟一个40岁的男人有这种感情。”他这样评价道。
“驼背八斤”郭从年在《山河入梦》最后一章中出现，虽然着墨不多，但似乎别有深意。当记者向格非提及这个人物，他笑着说：“我一直想要跟人家聊聊这个人物，接受了十几个记者采访都没有问到我。我写到这个人物实在煞费苦心，一方面他在管理一个集权状态下的花家舍，另一方面他又天良未泯，是利他主义者。他带着造福百姓的美好愿望，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建立了一个‘集中营’。”格非希望通过郭从年对接下来的第三部做一些铺垫，他相信聪明的读者肯定猜得出这个人物会和第三部有关。
传统并非与先锋绝缘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格非因《迷舟》、《褐色鸟群》等极具先锋性的小说成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如今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他更执着于对传统写作的坚持。
忆及昔日的先锋写作，格非的理解是――抛弃固定不变的现实，去寻找某种瞬间的感觉，把故事的整体性打破。年轻的时候，他非常专注于小说外在的形式与文笔是否炫目。不过，他沉迷形式的时间并不长，他很快意识到这样的写作也许到30岁以后会有问题，于是不时反省：这样写小说有没有必要？一定要这么写吗？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写作方式？当时他担心在写作上走到死胡同，就同时进行两种方式的写作，一方面继续写作形式上的实验，另一方面也在为日后真正地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做准备。比如，在《欲望的旗帜》中他并未把背景完全虚化，而是开始尝试很多现实的处理。但是，他心中关于写作方向的疑问并未消除，这种疑问等到他写完《欲望的旗帜》之后更加明显。“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当时很多人，包括我的父母看到我的小说都很不解，说这是在写什么呀？我也觉得那时候的写作做作得有些过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此后，格非集中重读了《包法利夫人》、《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大卫・科波菲尔》等名著，这些作品带给他巨大的震撼：“读了这些世界文学经典，我觉得所谓的现代主义是值得探讨的，即使像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现代主义鼻祖，他的小说也与后来的卡尔维诺的作品有很大不同。从马尔克斯及一些南美作家的传记中，我发现这些作家身上都有从超现实主义向传统写作回归的现象，马尔克斯曾经引用艾略特的话：‘一个人从起点出发绕了一大圈一定会回到这个起点。’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回归传统写作不等于与先锋写作绝缘。”格非认为现代写作并非是走向传统写作的简单过渡，“比如超现实主义的出发点就不止是要在叙事上做一些变化。现代主义有些好的传统被我们误解、丢弃了，我和余华、苏童聊起过这个问题，无非是怎么做、舍弃什么的问题”。他觉得，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表达应该建立在他有话要对读者说的基础上，如果无话可说，大可不必写。关于作家内心感知的表达，现代主义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方式。“西方现代主义有很多部分是不应被放弃的，好的一面还是要继承，现代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修辞”。
强调写作顺其自然的格非，写作之路可算顺利。然而，他也曾有写不下去的经历，那是写《戒指花》的时候。“当时是法国方面定的题目，叫做‘引文’，小说中必须要有引用别人文章的部分。中国作家选择了我，还选了一位法国作家，让我们二人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分别写出两部同题的小说。我写了大概一个月，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写下去，后来突发灵感，几天就写完了，所幸大家评价还不错。”他因此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应这样的命题写作。
在格非心目中，好的小说一定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应，他很难想象一部作品跟传统毫无关系，此外，他认为好小说还需要具备对传统的再发现和再创造，两者兼备就是伟大的作品。“当然，衡量一部小说是否成功还有其他的标准，比如通俗、好看，小说中所蕴含的作者所有的才华和表现出的美感要均衡，还要有灵活性，可以让读者有不同的解读。好的小说都是丰富的。”他补充道。
“三部曲”终曲明年动笔
格非告诉记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还未动笔，而且今年内都不会动笔，因为接下来他即将着手进行一个关于“中国小说叙事研究”的课题，这一课题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完成。他的打算是：“我想利用一年时间集中力量做一些课题的前期准备工作，然后写出课题的开头或是引言部分。我计划2008年动笔写‘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可以一边写小说一边为研究的课题搜集资料。写小说的同时想着课题，已经成为我的写作习惯，这样对时间的利用比较有效率。”
前不久，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生动而犀利描述西方世界知识分子众生相的《小世界》中文新译本出版，评论界和读者读到这部作品的同时频频联想到《欲望的旗帜》，格非的这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写知识分子群体的佳作。其实，他近期也有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写作计划：“我想写一系列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第一篇《不过是垃圾》已经发表。我计划写十个人物，为每个人物写一个故事，人物之间又彼此关联。我的同学已经成为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大款有的当了明星，有的无所事事有的已经去世。他们这些年的人生经历可以折射出知识界从80年代到今天的变化。原来我给这个系列起的题目就是《我的那些资产阶级同学》，后来改成了《废墟英雄传》，是写废墟中的英雄，带有讽刺意味。我将采用织布的方式，写一个人可以引出下一个人，这样一个个牵引下去，十个人物之间就都有关系了。”这个题材他已经构思成熟，可是目前还很难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地完成。
作家身份之外，格非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老师，给学生上课自然要对当下文坛的新人新作有所了解，因此他即使平时对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看得不多，但依旧保持一定的涉猎。他几乎不对这些新人新作发表意见，并认为自己对80后的写作不评价并不是刻意回避，因为“写小说是晚熟的过程，作家是要到30岁之后其作品才会成熟，现在对80后作者不能妄下结论，还不到评价他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轻易低估80后的写作，他们的好作品还未写出来”。
最近这几年，格非阅读了大量从晚明到清代的书，从黄宗羲到顾炎武的很多著作都在他的阅读视野内，这些书带给他很多启发，他说这是受到余英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影响。此外，他对当代西方小说的关注也比较多，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作家就是拉什迪：“他的《午夜的孩子》真是杰作，野心勃勃。一位作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还能用那样充满激情的、复杂的宏大叙事去写作，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写作的雄心在中国作家中几乎绝迹。”
多年的写作，他已经养成了很规律的习惯，规律到有些刻板的程度。他说，每当开始新小说写作之前，他都会把自己大脑的兴奋时间段调整到白天，而这种调整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他的方法很简单，不断地在一天当中固定的时间段密集地思考问题，这样大脑便会逐渐认可这个暗示，过段时日大脑每到一天中那个时间段就会活跃起来，“这是多年来总结的经验，为了即将开始的写作做准备，磨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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