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近代以来，中国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与现代化之间有冲突，也有调适。儒家思想能够在未来的中国文化版图上占据怎样一个位置呢？在这里，甘阳以及刘东超先生提供了一家之言。
80年代是让今天四、五十岁的人心动神往、魂牵梦绕的时代，在我们的记忆中，那是一段温暖、和美、诗意盎然、青春勃发的年华，虽然仍然不乏那样多的苦难、忧愁和贫穷。对于我们来说，那也是一个遥远又切近的时代。说它遥远，是因为它的样子早已经飘渺幽微、无可把捉了，它毕竟与今天已经隔了整整一个时代（90年代）。说它切近，是因为它还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时不时影响着我们当下的思想之路。
在思想的维度上，80年代的影响可谓巨大而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思想人物和思想话语基本就是那时出现并逐渐形成的，今天的思想格局也是自80年代铺开（虽然此前早有渊源）并有较大发展变化的。作为思想人物，甘阳先生便是那时出现并到今天还能激起些思想“浪花”的诸位之一。最近，收集他多篇80年代文章的《古今中西之争》一书出版了，为我们解读80年代思想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文本。
在此，我们想以甘阳80年代对于儒学的思考为例来探讨一下当时的思想动态及与今天的某种思想关联。而之所以选择儒学这个话题，一是因为它在今天仍然处于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之上，二是因为甘阳当年的思考与今天的儒学动态存在某些可以对应之处。
站在今天的视角上，我们在此选择甘阳当年的两点思考予以讨论。一是他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儒学的本来面貌”。他说当时许多学者宣扬鼓吹的“还儒学的本来面貌”，“只是毫无意义的语词，因为孔子也好，儒学也好，都没有什么自身不变的‘本来面貌’，它们的面目都是在历史与时间中不断地塑造着又不断地改变着的，每一代人都必然地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重新塑造、修正改变孔子与儒学的面貌：汉代有董仲舒的孔子、宋明有朱熹的孔子、晚清有康有为的孔子、五四一代有鲁迅、胡适的孔子、今日又有李泽厚的孔子……”（第61页）是否存在儒学的本来面貌确实是80年代初期（向前可追溯到30年代）史学界讨论的话题，今天看来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极为复杂，这涉及到历史认识论中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长期以来的争论，在此我们无暇展开。不过，从历史常识和基本的思想逻辑来说，肯定儒学面貌的与时俱变、否定存在一个固定不移的“儒学本来面貌”是成立的。在历史常识的视角上，不同时代、不同论者眼中的儒学确实是各各不同甚至可说是千奇百怪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司马迁等汉儒眼中“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的孔子就与今天人们眼中温仁长者的孔子截然不同，而汉儒眼中的孔子也并非千人一面，《盐铁论・论儒》中的御史就认为鲁国的削弱和孔子及其弟子的不知变通有关，他显然不会赞成孔子“为天下制仪法”的说法。在思想逻辑的视角上，由于时代不同造成了观察主体的不同、参照系统的不同、社会需求的不同，再加上传承文献资料的削减和变异，儒学（其他各派也是如此）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是再自然不过了，如果真是一成不变倒是让人奇怪的了。因此，根本不可能找出一个本来的儒学面貌。那么，在今天来看，甘阳20年前的观察可以说是相当深刻和难能可贵的。
有趣的是，当年甘阳批评的追寻儒学本来面貌的思想倾向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在今天还有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的发展。比如，有的论者不仅认为存在本真的儒学，而且认为这种儒学是万世不变的常法常道。再比如，有的论者不仅认为存在本真的儒学，而且认为他自己的儒学就是这种本真的儒学，别人的儒学都是旁枝末节或异端邪说。这里的对错是非本来并不难判断，值得思考的倒是为什么这种当年甘阳就批评的错谬倾向在今天还能大行其道、大有市场。在我看来，这既与我们社会的整体思想水平较为低下有关，也与思想环境的相对宽松和民众宽容程度的增加有关，也与市场化导致的某些人对某些“奇谈怪论”的需求有关，这与网上某些怪诞形象成为吸引眼球的焦点道理相同。
甘阳当年的第二点思考是不能再把儒家文化继续当成“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他认为：我们“必须重新塑造中国文化新的‘基本精神’，全力创建中国文化的‘现代’系统，并使儒家文化下降为仅仅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次要的、从属的成份。在我们看来，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儒家文化曾经起过的消极的甚至反动的作用，唯有这样才是真正光大中国文化的‘传统’”（第63页）。这里他的理论前提是，自五四以来我们正在创造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化系统，它与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或基本精神的前现代文化存在着本质上的、社会形态层面上的差别。这是由于从前现代走向现代是“最彻底、最根本、最全面、最深刻的一种变迁，因为它要求社会结构彻底变迁、文化形态根本变迁、心理结构全面变迁”。（第54页）又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和有机性，这种变迁完成之后，前现代的文化只能成为现代文化系统改造利用的材料，不可能再成为主导力量。因此，儒家文化不可能在现代和未来中国文化中成为主体和基本精神。
在此，甘阳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历史可以区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虽然表述不同，但这一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多家学派观察人类历史的基本共识。当然也存在对此的诸多的批评和争议，但在我看来尚不足以推翻这一共识。这是因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确实表现出极为复杂的现象和状况，如果将这些广袤时空中的复杂现象予以区分的话，在时间维度上划分为两个阶段是最为简单也最为基本的方法，同时也是其他划分和剖析的基础。而人类历史正好可由手工生产和机械生产作为界线分为两个阶段。由于人类社会毋庸置疑的内在有机性，自然会在手工生产和机械生产之上形成不同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会在不同生产方式之上形成截然不同的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在这样的逻辑推论下，承认传统社会的主导文化系统在本质上和类型上区别于现代社会文化系统，因而不能在现代文化系统中再占据主导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也正因此，甘阳否定儒学能够继续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成立的。
有趣的是，在当代思想界，不仅有人还在坚持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甚至有人倾向于认为儒学或儒教就是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就是儒学或儒教，言下之意是我们当前建设的文化都不是中国文化、都是被“以夷变夏”的结果。这里的问题在事实层面本来相当清楚，中国文化在传统社会至少包括儒、释、道三大家，儒家仅在某些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意识形态领域中），在现代社会中儒学或儒家文化仅仅是作为某些碎片或成分而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整体之中。即使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社会中，我们也看不到儒学成为主导力量的太大可能性，除非硬把将来的中国文化泛化统称作“儒家文化”。而这又涉及到了符号的使用层面。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符号的内涵和外延本来是较为固定的，这是在人们的长期使用中约定俗成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和思想探讨中也常有人违背约定俗成而在自己随意规定的意义上使用一些概念，这样就导致了某些理论混乱甚至思维混乱，某些理论分歧实际上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此，这些论者硬是用儒学和中国文化相互规定，这就导致“儒学”和“中国文化”这两个符号使用上的混乱和对于常识的违背。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甚至就是中国文化，当然没有什么意义和解释力度。
80年代思想界关于儒学的争论相当激烈，甘阳的这些思考当时被归入“彻底重建”派。今天看来，这些思考中可能包含着一些较为粗糙的地方，但其中一些观点还是有某些道理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当年批评的一些思想现象直到今天还在不停地出现甚至形成某种气候。因此，对于他这些思想的重温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80年代和今天中国思想的关联，也可以更好地设计我们以后的思想之路。
《古今中西之争》，甘阳，三联书店，2006年12月第一版，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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