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里，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以提倡“内圣之学”著称。其实，有两个牟宗三：前期牟宗三与后期牟宗三。这两个牟宗三在学术关怀上有重大不同：在他思想的前期，儒家思想是不折不扣的“内圣外王之学”；而到了后期，他对儒家“内圣”方面的学问情有独钟。这两个牟宗三都值得研究，他们留下的
《政道与治道》与《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一块儿被合称为牟宗三的“新外王三书”。此书开宗明旨提出：儒家的当前使命是要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新外王是什么？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事功之学。因此也可以说，牟宗三前期思想的一个中心话语，就是如何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价值与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相互接通的问题。而《政道与治道》，就是他尝试从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开出现代民主政治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尝试。此书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的论述颇多精彩之处。在我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政道”与“治道”的澄清与区分。
所谓政道，是指政权的道理，也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所谓治道，是指治权的道理，即有效进行社会与政治管理的方法论原则。牟宗三提出：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只有治道而没有政道。说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没有政道，是指儒家的社会政治理论从来没有民主思想；说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只有治道，是说儒家对于国家与社会管理形成了一套很完善的思想理论，此即“德治”理论。由于传统儒家只讲治道而没有政道，因此，《政道与治道》关心的，就是如何从儒家的“治道”出发，以接通现代民主政治之“政道”的问题。
牟宗三将儒家的“治道”归结为“德化的治道”，也即“德治”的问题。这种德治思想有其固有的优点，却也有其先天的不足。他提出：儒家虽然强调有德者有天下，但现实政治中，取天下依靠的却只能是“力”；此点连儒家，像孟子等人亦不讳言。而从治天下来说，由于治国依靠的是治国者个人的德，就会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局面。最后，这也是最重要的，由于强调“仁者德治”，“唯仁者宜有高位”，则圣人必须为王，反过来，为王者必为圣王；这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做到，而且使“治者负担过重”，其结局是政治被吞没于道德，政治得不到解放，道德亦得不到解放。这样说来，儒家的“德治”理论，似乎成了一种“德治的神话”。
但是，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虽然类似于一种“政治的神话”，牟宗三却试图为它寻找出路，并且开出民主政治。牟宗三认为，传统儒家思想虽有局限性，但其本性并非与现代民主政治相悖。他说：在“以德治天下”中，德之所以为德之具体的表现，其最高原则是“直接以主观服从客观”。“客观”的是人民，人民直须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由此看来，“德治”内在地蕴含着尊重个体生命之原则，而此正构成民主政治之基础。牟宗三将儒家思想这种内在地蕴含的个体原则称之为“理性之运用表现”。他认为，民主政治仅有理性之运用表现不够，还必须有“理性之架构表现”。所谓理性之架构表现，其实也就是指民主政治必须要有一套制度上的安排。而从传统儒家对内圣的强调达到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此种的关键在如何“曲通”。他说：“德性，在其直接的道德意义中，在其作用表现中，虽不含有架构表现中的科学与民主，但道德理性，依其本性而言之，却不能不要求代表知识的科学与表现正义公道的民主政治。而内在于科学与民主而言，成就这两者的‘理性之架构表现’，其本性却又与德性之道德意义与作用表现相违反，即观解理性与实践理性相违反。即在此违反上遂显出一个‘逆’的意义，它要求一个与其本性相违反的东西。”（原书第49页）在牟宗三眼里，“曲通”不是主观的逻辑推理所能穷尽，而是一种客观实现的“辩证法”。牟宗三关于“曲通”的说法颇为晦涩，但从上下文看，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讲究科学精神、从客观事物出发来思考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正因为如此，牟宗三发现了现代民主政治在思维方法上与传统儒学的巨大差距。他将传统文化之所以开不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上升到思维方法的层面来加以反省。他说：“事功的精神即是商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卑之无甚高论，境界平庸不高，但是敬业乐群，做事仔细精密、步步扎实。”“事功精神是个散文的精神，既不是诗，也不是戏剧，戏剧性不够，也没有太多趣味。从哲学来讲，事功精神属于知性的层面，如黑格尔即名之曰散文的知性或学究的知性。从人生境界来说，事功精神是个中年人的精神，忙于建功立业，名利心重，现实主义的情调强。”而“中国人传统的风气，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欣赏恰当意义的事功精神，此乃反映中华民族的浪漫性格太强，而事功精神不够。”（第21页）总之，通观全书，牟宗三对传统儒家从基本性格直到思维方式都作了清算。这种批判之尖锐与深刻，几乎教人不相信其是一位“现代新儒家”。
虽然如此，在如何由儒家的内圣之学“曲通”以成就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之学这个根本问题上，牟宗三式的思考最终却幽暗难明。《政道与治道》这本书除了告诉我们新外王必须具有科学求实的精神，指出了传统儒家思维如何地欠缺科学精神之外，对于从内圣出发以曲通外王的方法却没有更多的论述。也可以说，牟宗三其实并未找到一条可以由内圣通往外王的“曲通”途径。也许，对于内圣外王之学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难题――一个无法求解的难题。因为“内圣外王”的提法本身，就已经预设了“由内圣而外王”的思路。难怪，在对于传统儒家思想作了种种检讨以及指出其思维方法的不足以后，牟宗三不得不返回到他思想的原点，对于内圣外王之学又重加肯定。牟宗三在写作《政道与治道》这本书以后，其学术研究的重点开始了转移：从对于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研究转入对儒家内圣之学的探讨，原因无他：也许在他看来，对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进一步深挖与改造，将导致对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理论大厦的整体性颠覆，因此这一问题也只好由此打住。
《政道与治道》，牟宗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25.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