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自逻辑实证主义以来，已有80年的历史。其间，有辉煌时期，但目前看来，纯粹的科学哲学理论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从科学哲学的内在发展来看，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再到新历史主义，似乎到了终点。目前，一个悲观的看法是，科学哲学已经消亡；科学哲学家转向了或应当转向科学社会学、科技战略和政策和科学技
当科学哲学的某个体系面临危机时，仅仅意味着有必要创建新的体系，而并不意味着科学哲学消亡了。事实上，只要有科学，只要科学还在发展，对科学进行哲学探索的科学哲学就不会消亡。挽救科学哲学危机的办法也不是把科学哲学变成一个大口袋，装进各种杂烩，这是以牺牲一门科学的完整性和体系化为代价的。解决危机的真正办法是构建新的体系化的完整的科学哲学理论。马雷教授的新作《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正是这方面的尝试。
科学合理性问题即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它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学派的观点并不一致，争论很激烈。逻辑主义的观点认为，存在一个评判科学理论的合理性标准，它是客观的、中立的；历史主义的观点则认为，不存在超历史、超科学的合理性标准，实际中的理论评价标准随科学本身的发展而变化。《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则提出“凡协调的就是合理的”的论断，设计并论证了一种新的科学合理性模式――协调合理性模式。
该书认为，科学合理性在于理论具有一定的协调力，科学进步在于理论协调力的不断增长。我们不能直接把握真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增强理论的协调力间接地逐步接近真理。
协调论作为整体论科学观的新的理论形态预示着科学哲学的一种新的进路。逻辑主义的内部批评家之一亨普尔曾敏锐地指出，逻辑实证论的可证实性标准不能作为一条准确的普遍的意义标准的判据，认识意义只能为整个理论系统所具有，在这样的系统中甚至可以包含全无经验解释的形而上学原理。特别是，亨普尔还注意到，理论系统的比较和评价涉及清晰性和精确性、形式的简单性、说明力和预测力、被经验证据证实的程度等特征。亨普尔的整体论观点后来为奎因所发展。奎因认为，理论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合理可接受的理论应具备七个优点，即一致性、保守性、温和性、简单性、普遍性、可反驳性和准确性。其中一些标准牵涉科学活动中社会与个人的心理特征。奎因的整体论宣告了逻辑必然性的终结。历史主义学派的开创者库恩也注意到范式的合理选择具有共同的基础，他特别提出，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连同其他类似特征是理论选择的合理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在库恩那里仅仅是价值标准，不能表达为精确的规则，因而在理论选择中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在科学哲学家之中，理论作为整体所具有的那些合理性特征（亨普尔称之为“渴望之物”，库恩称之为“好的理由”）几乎是没有人反对的。但是，奇怪的是，在科学哲学的理论设计中，这些整体性特征并没有进入核心，都只是处于边缘地带。
马雷的观点是，由于这些特征具有超越逻辑与历史的优越性，能够在逻辑与历史的最好结合中体现科学进步的脉搏，科学哲学的研究重心应当向“渴望之物”转移，这种转移的后果可能导致我们对方法论和科学史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马雷期望的“渴望之物”是劳丹合理性模式的一种飞跃式拓展。在分析了劳丹解题模式和网状模式的内在困难和潜在活力后，马雷赋予“解决问题”以更为深刻的内涵，诸“渴望之物”都归结为科学理论解决问题的效力、方式和力度，即协调力。协调力分为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三大部分：经验协调力包括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多样性、明晰性、统一性和精确性等；概念协调力包括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明晰性、统一性、贯通性和深刻性等；背景协调力包括实验、技术、思维、心理和行为等。
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新道路上，协调论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的研究方向。在这一方向上，合理性标准、理论进步标准、真理标准都统一于一个标准，即协调力标准。合理性在于协调性，进步是协调力的增长，增强理论的协调力是逼近真理的手段。协调力模式同时也体现了经验、概念和背景的统一，规范和描述的统一，既扩大了传统的狭义科学哲学的研究空间，又保留科学哲学在体系上的完整性和自洽性。
协调合理性模式是马雷继《进步、合理性与真理》一书中提出并在《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中全面展开的一种整体论科学哲学新体系，虽然该模式的理论厚度已经大大加强，但许多细节问题尚需商榷。例如，从体系化的角度看，各单一协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背景协调力与经验协调力和概念协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从马雷教授的研究来看，科学哲学并没有走向终结。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重新研究和解决科学哲学中已经提出的问题，并提出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使科学哲学再度辉煌。
《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马雷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2月第一版，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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