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笔者目前所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套专业音乐书籍。《大系》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部重典，本着对各省音乐文物进行全面普查和地毯式收集的宗旨，而成为中国音
上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的引导下，大量珍贵的文物被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出来。众所周知，考古出土的各类材料是古代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直接、真实的遗存和忠实的反映，它们的日益丰富，使得学术界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产生了新的认识。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成为了历史研究的“车之双轨、鸟之双翼”，少一不行，缺一不可。音乐历史的研究亦无例外。杨荫浏先生较早地在他的音乐史著作中引入了考古材料。这不仅成为了当时乃至其后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研究的范例和趋势，影响到了下一代学人，同时也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现身学术舞台的重要历史阶段。1977年，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有关文博部门的积极支持和协助下，吕骥、王湘等音乐家对黄河流域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四省进行了音乐文物调查，收获颇丰。这次音乐文物普查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发展史上值得一提的事件。不久，作为主要考察成员之一的黄翔鹏发表了重要论文――《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首次提出螺钿中国古代重大的科学发明“一钟双音”的现象，并在学术界引起纷争和质疑。戏剧性的是，这一从未见于文献的重大发现，于次年即被曾侯乙墓编钟所证实。它修正了我们以往对古代编钟的粗浅认识，为中国音乐考古学发展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曾侯乙墓出土的百余件乐器堪称激起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千层浪”之关键的“一石”。以黄翔鹏为代表的音乐学家史无前例地被请到了考古发掘现场，广泛开展了音乐考古研究，大量成果随之涌动而出。音乐考古学在中国也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招生，以培养各级专业人才。这些都意味着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并开始良性发展。然而，曾侯乙编钟之“浪”未平，贾湖骨笛之“波”又起。贾湖骨笛的发现将中国音乐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进入了以往音乐史学家们在茫茫书海中永远也无法探寻的历史阶段。在这一系列重大发现的推波助澜下，在学科发展的必然路径中，全面掌握分布于中国各地的音乐文物资料便成为了一项迫切的学术任务。
1985年初，吕骥提出了编辑《中国音乐文物图录集成》(多卷本)的倡议。1988年定名并申报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纳入了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指第Ⅰ期工程）。并在他健康欠佳的情况下，由他的学生将项目推向了实施。1997年9月，黄先生因多年积劳成疾，乘鹤而去。王子初继黄翔鹏担任项目主持人和《大系》的总主编，忠实地执行了老师“《大系》不是选编，而是《集成》”的编辑思想。《大系》第Ⅰ期工程前后历时14年，完成了湖北、北京、陕西、天津、江苏、上海、四川、河南、甘肃、新疆（以成书先后为序）等12个省卷（10册），于1996年开始由大象出版社陆续出版。首批成果共收录文字及数据资料近200万言，彩色、黑白照片及各类拓片、线描图5000余幅。《大系》第Ⅰ期工程出版后，获得第11届中国图书奖、第4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6年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7年10月，在王子初的主持下，《大系》第Ⅱ期工程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大系》的编纂和出版进入了又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崭新的历史阶段。《大系》第Ⅱ期工程的首卷本《湖南卷》的出版，可以说是这一崭新历史阶段的良好开端，也是《大系》工作迈向新台阶的重要标志。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主编王子初是当前中国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的学术带头人。他的音乐考古研究始于《大系》编辑与研究工作。在《大系》第Ⅰ期工程中，他先后担任了湖北、上海、江苏、新疆等多个省卷的主编，并于1992年前后，就任《大系》执行副总主编，主持总编辑部工作。他拟订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规定了资料收集的范围、资料分类、音乐文物命名等内容，有效促进和强化了《大系》工作的规范化和学术性。
王子初继承了黄翔鹏师承自杨荫浏的“重实践”的学术传统。在主编《湖北卷》期间，他独自一人，带着测音、测量、摄影器材，历时数年，先后数次赴湖北，走遍了全省大大小小80余个县市、近10个地区的博物馆和文管会，亲自考察、丈量、测音和拍摄了每一件音乐文物。这些音乐文物都是音乐考古的第一手材料，弥足珍贵。与大量第一手材料的亲密接触，使他获得了对音乐文物的感性认识，并促使其理性认识得到逐步提高和升华。
他承继了黄翔鹏“下苦功”的治学精神。黄先生曾在其论文集《溯流探源》的后记中谦逊地写道：“系古今、辨名实、下苦功这三点，认真讲起来只有其三才真正是我力所能及的事。”黄先生在释读2800字的曾侯乙钟铭的过程中，在手头没有一件计算器的情况下，连续近一个季度地昼夜苦干，每天两篓草稿废纸，终于寻觅到了铭文内部的数理逻辑关系，获得了贯通全局的释义。
最值得一书的是，王子初于2003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音乐考古学学科基础理论专著――《中国音乐考古学》。该著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定义、学科发展史及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详尽阐述，并介绍了各历史时期的重要音乐考古发现，其中包括大量珍贵的新资料。此外，作为研究方法的范例，书中还收入了作者重要的研究专论。此著堪称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理论的奠基之作！在他完成此书稿之前，国内外几乎未见有此类音乐考古学学科基础理论专著。他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于此著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丰富的实践之上。这也正如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后记》所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
中国音乐考古学是在大量音乐考古发现的推动下，在实践的不断需求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嗷嗷待哺的新学科，中国音乐考古学将面临有关学科建设中的更多问题，需要多学科的渗透与交流；同时，它也将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大系》是带有文物抢救性质的音乐实物资料总集。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的不断演进，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首部重典和奠基巨作，它自身的学术价值将会逐步扩大和深化；同时，《大系》的编纂也带动和促进着学科理论的建设、人才梯队的形成和培养。
黄翔鹏生前未能看到《大系》成果的辉煌（仅仅看到首卷《湖北卷》的出版），但他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引路人，仍在指引着我们的研究工作。而王子初自与《大系》“结识”开始，至今已有了18年的情缘。18年的艰辛与信念成就了他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奠定了他坚实的学术根基。《大系》仍在编纂，研究仍在继续，他与《大系》的情缘也还将延续下去。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湖南卷》，王子初总主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5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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