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历史学家尹达先生（1906-1983）百年诞辰。有司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其时我在外地讲学，未能恭逢其盛。返京后，看了相关报道、纪念文章，感到似乎把尹达先生弄成满身马克思主义、一脸道德文章，让我大惑不解。这是真实的尹达吗？在我的印象中，以及从我的老同事和朋友中了解的尹达，却是一个颇有性情中人色
我读大学时，就已知道尹达先生。我学的是历史专业，上中国古代史课时，读过他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后来也知道他主持历史研究所工作，是中国史学界的领导者之一。大概是1961年秋，我在复旦历史系读研究生，参加上海史学会的一项活动：听吴晗先生、尹达先生演讲。这二位前辈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吴晗先生坦诚地说：“这次我与尹达同志去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千年的纪念活动，但我们找来找去，国内竟未找到一个对巴格达历史有研究的学者，只好请了一位学者，写了一篇中国人民与伊拉克人民在历史上的友好往来的文章，到会上去宣读，文不对题，我感到很惭愧。”尹达先生赶忙插话说：“吴晗同志当了北京副市长，做了父母官，哪还有时间研究历史？该检讨的是我，我没有搞好历史所。”吴晗先生连连摆手，说：“尹达同志不必检讨。”二老在会上一唱一和，谈笑风生，毫无名人架势，亦无学者派头。尹达先生留个平头，表面看去，很像是商业局或别的什么局的老干部，很难一下子与历史学家划上等号。
我1979年初从上海师大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尹达先生时任所长。所内同仁，公开场合都叫他尹达同志，私下却因人而异，有的（如雅号田克思、颇有点梁山好汉气势的田昌五先生）直呼其名，老尹达如何如何；有的以尹老左贬之；有的尊称为尹老夫子。我因是所内后来者，与“文革”中保护、反对尹达的两派毫无瓜葛，我又历来主张尊老敬贤，尹达先生不仅是前辈，而且有恩于我，因此我当面叫他尹老，私下叫他尹老夫子。我说的有恩于我，是指：我在“文革”中因“炮打”张春桥被打倒七年，平反后，深感不能再浪掷年华，想集中精力研究历史，甘心“板凳须坐十年冷”。最理想的去处，就是历史研究所。谭其骧师亲笔给他的老友尹达先生写了推荐信，夸我是人才，有很强的研究能力，会写文章（这封信我抄了一份，至今还保留在日记里）。尹达先生阅信后，指示有关同志，通过当时的国务院政工组向上海师大发出调令。虽然遇到一些麻烦，但一年后我终于成行，进了历史所大门。虽然我不敢以人才自居，但凭着自己的努力，在文史两界总算露了一点头角，出版了几十本书，用北京俗话说，也还“混出个人模狗样”，我没有辜负谭其骧师、尹老夫子的厚爱。二老的恩德，我是一直念兹在兹的。
尹老夫子爱才、惜才，这在历史所资深研究人员中，是有口皆碑的。他生活简朴，为人方正，看不惯生活上不拘小节的人。但对研究人员中，不慎在这方面栽了跟头者，总是宽大为怀，保全他们的声誉，继续从事科研，甚至照样重用。这在同样做了那事，“皇帝是游龙戏凤，中层干部是生活小节，平民百姓是品质恶劣”的年头，尹老的与人为善，实属难能可贵。因历史上有轻微问题，在南开大学很不得意的明清史专家谢国桢教授，尹达先生毅然调他来历史所，在反右时，保护了田昌五，这些都让人感佩。
尹老决不是满脸一本正经，令人望而生畏者。他心口一致，有时像乡下老农民那样说粗话，语惊四座。50年代，所内有位王某，夫妻不和，经常吵闹。党支部开会时，有人反映此事，并怀疑与他们性生活不协调有关。没想到尹老说：“我看王某把他那玩艺铰了，不就太平了嘛！”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文革”开始后，他找了几个年青研究人员开座谈会说，“文革”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革命，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此豪言壮语也，陈伯达之流也说过这样的大话，故无足称奇。奇的是，尹老又说：“文革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洗澡，互相都看见了，原来你有一个鸟，我也有一个鸟！”不久，大字报高潮席卷历史所，与会者有几位写了一张大字报，揭露尹老此话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观者却禁不住大笑。十多年前，与会者、也是大字报执笔者之一的周绍泉研究员跟我聊天时，说起此事，我捧腹之余，竖起大拇指，赞曰：“这话石破天惊，堪称传世名言！尹老夫子一语破的，文革不就是让人们脱去外衣，原形毕露吗？多少人满口马列主义，实际上是作威作福，多少人满口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谁说文革不是大浴缸，大澡堂？”绍泉以为我说的在理。尹老虽在历史所主政，但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很少在全所大会上讲话。他在全所大会上最后一次讲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严厉批评有些人向钱看，为了多拿稿费，拉长文章，“就像老大娘撒尿，一撒一大片！”有老同事小声告诉我：“他最喜欢这个比喻了，常说。”
不必为尊者讳，尹老曾经相当地左过，组织“史绍宾”写作组，以史学界的哨兵自居，您想，那时的哨兵，能干好事吗？猛批翦伯赞，就是哨兵们的战绩之一。也因此，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青睐，在杭州会议上说：现在史学界的翦伯赞、范文澜都不行了，有个尹达，是赵毅敏的弟弟，文章写得好。（按：大意如此）后来尹老夫子在所内大会上讲话，以历史所是“红色堡垒”自居，后来更跻身中央文革小组，风光无限，非偶然也。所幸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历史上并无渊源，也非作文高手，后来历史所年青人造反，把他从中央文革揪回历史所，从此与钓鱼台断了关系。这些年青人造他的反，当然是鲁莽、幼稚，尹老当时很不满，曾写打油诗哀叹：“众人都已开会去，此地空余办公楼。屉里稿稿无人瞅，伟大事业使人愁。”但历史表明，他是常常把“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不可组织上犯错误”挂在嘴边的人，如果当年他未回历史所，继续在中央文革小组待下去，肯定与王、关、戚下场一样，在秦城监狱感叹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因此，他回历史所，实在是因祸得福，虽然历史所造反的年青人，及尹老本人，当初是难以预料的。
我在与所内老同事聊天时，其中包括“文革”中造过尹达反的人，情不自禁地会怀念尹老：他爱惜人才，实话实说，从不装腔作势，更不以权谋私，他从不以领导自居，更不以专家自居，他保持了老八路的朴素作风，俨然是位布衣。现在有些挂羊头、卖狗肉者，把他抬头捧脚，抛到云端里，无异于让他又死了一次。真实的尹达，活在我辈心中。晚年，他很孤独、困惑。临终前一个月，他特地去探望延安抗大时的老同学、老朋友曾彦修先生，诉说自己的苦闷、委屈。他的所谓弟子们，哪里知道他的内心世界？这里，作为后辈，我要向九泉之下的尹老说：放宽心，好生安息。不要为左过、整过人难过，那个年头，不左、不整人的不就成了国宝？您是一位至情至性的长者，我怀念您，只要有我这枝笔在，我就不会让“一群陷沙鬼”，把您“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忆刘半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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