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传记片佳作？还是真实谎言？

苏格兰最后的国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导演: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主演:福里斯特・惠特克

1971年，为了逃避教会长老家庭带来的工作压力，尼古拉斯・哥瑞肯来到了乌干达，并加入了医学会。一个偶然机会，他结识了乌干达新总统安迪・阿敏。阿敏有意与尼古拉斯亲近，想通过尼古拉斯了解他感兴趣的苏格兰的一切事物；后来，阿敏索性把尼古拉斯叫到坎帕拉，成为他的私人医师。阿敏的幽默感和对乌干达宏伟的建设计划让尼古拉斯觉得他是个好总统，两人遂成为至交。但是，尼古拉斯逐渐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并不清楚阿敏在他背后所做的那些事。当他发现卫生部长意外失踪后，开始想结束这样的生活，逃离乌干达……

《苏格兰最后的国王》（《国王》）的导演凯文・麦克唐纳2000年曾凭借以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人质遇害事件为蓝本的《九月的某一天》（One Dayin September）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其作品风格注重真实性，同时又体现出不俗的组织叙事能力。《国王》作为他的转型之作，以上世纪70年代乌干达独裁者阿敏作为故事原型。虽然影片在一开始就打出“本片内容基于真实人物及事件”的字幕，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标准的“真实的谎言”。这并不仅仅体现在苏格兰医生尼古拉斯这一真实历史中并不存在的虚构人物，同时也体现在影片其他诸多情节与叙事策略上。

试图以一个涉世不深、初来乍到的白人青年视角来勾画一个具有复杂性格、评介不一的非洲国家元首，这已经为影片烙上“非现实”色彩。影片从叙述尼古拉斯开始，因一个非常随机的做法（转动地球仪，手停在哪个国家就去哪儿），尼古拉斯来到乌干达。这种借助于“偶然”的戏剧性处理手法，与既成历史背道而驰。紧接着便是一段尼古拉斯的非洲旅行快乐见闻录，在色彩饱和的影像质感衬托下，与欧洲风格迥异的非洲风光和音乐节拍扑面而来，影片呈现出某种类似以描述主人公成长过程为主题的教育小说般的叙事格调。之后是尼古拉斯非常戏剧化地与阿敏相遇、出手相救，并因“苏格兰”这一“交集”而迅速成为最受阿敏重用的心腹。该片后半段，当尼古拉斯发现自己陷入危险境地时，情节又迅速转为惊悚的逃亡故事，最后以“最后一秒钟营救”的商业片程式化收尾。

《国王》中通过对差异化的异国情调的凝视，对非洲的一种暴力想象，以“他者”来建构他者，进而得到一种“自我合法化”的心理满足。这不但体现在尼古拉斯的职业设置（拯救他人性命的医生>英雄）和阿敏对苏格兰文化的情有独钟上，在片尾还有明显的暗示：趁看守不备，一位乌干达当地医生毅然舍弃自己的生命帮助尼古拉斯逃离乌干达，其对白为：“你不能死得毫无意义，你的命现在很重要……这个国家正深陷于憎恨，我们罪有应得……回家去，把阿敏的真相告诉世人，他们会相信你，因为你是白人。”

影片的“去纪实性”还表现在“历史人物小说化”上，尽量放大、戏剧化处理人物身上某些具有“观赏性”的特征，比如阿敏旺盛的表演欲望、过人的口才和煽动力、像小丑一样的自鸣得意和自命不凡；与此同时，缩小甚至埋葬掉人物内在性格的形成、发展脉络以及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阿敏性格的处理分裂而绝对。如果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那就是成就了阿敏的出演者惠特克，为惠特克接近以假乱真的风格化表演提供了广阔的诠释空间。

与惠特克“个人秀”式的精彩表演形成对比的是片中的情节破绽：很难想象尼古拉斯会如此疯狂地想和阿敏的第三任妻子共享云雨之欢，而压根没想到招致杀身之祸；更难想象尼古拉斯最后是以如此简单的方法登上飞机，逃离了阿敏的控制。若干叙事节点上的语焉不详和前后类型与风格的突变，都使得影片徒具视听魅力而尽失真实张力。

在影片的不同段落，导演分别插入阿敏真实的执政和生活细节，如驱逐外国人、在群众面前拉手风琴等等。但是，严格说来，这些细节仅仅停留在简单“还原”的阶段上，而远没达到以形传神的功能。不妨拿《国王》和1974年巴贝特・施罗德（Barbet Schroeder）拍摄的纪录片《阿敏将军》（Idi Amin Dada）就同一细节做一横向对比。两片都有阿敏与他人比赛游泳的片段。在《阿敏将军》中，阿敏游到半程时突然斜着游过去，以此阻挡了其他两人的前进方向，最终率先到岸。这时，他又是笑又是叫地欢庆胜利。这一场景很好地突出了阿敏身上的二元性：既像孩子那样单纯，又像痞子那样逞强欺弱。而在《国王》中则是发令后阿敏比其他人都早一步跳入水中，这无非告诉我们，阿敏就是个骗子。两种处理就这样通过一个小小的细节，高下毕现。

《国王》取巧地选择了独裁者阿敏这一题材，并冠以“真实”之名，但难掩其商业本性和庸俗手法。混搭“传记”、“政治”与“惊悚”，以此尽可能扩大受众面；对暴力、情色的着力渲染；通过精心的镜头运动与剪辑技巧展示非洲的异域风情，提供视觉消费原料，等等，在一步步逼近商业利益的同时使得影片的真实性和基于此的震撼力量也随之变淡、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