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和溥杰（左二）、润麒、溥仪（右一）在御花园（日期不详）。
图片来源：刘北汜、徐启宪，《故宫珍藏》，105。
1919年溥仪13岁的时候，朝廷决定在他原有的一个满族老师和两个汉族老师的基础上再为他增加一名英国老师。庄士敦(Reginald E.Johnston)被请来做溥仪的老师，他毕业于伦敦著名的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外交家。庄士敦住在御花园西侧，不久就和年轻的溥仪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在保护皇帝的利益和皇家珍藏方面，他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庄士敦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他很快就察觉到：允许传统宫廷和它上千侍臣的继续存在并不会让这个小皇帝得到最大的利益，真正从中受益的是内务府的成员，他们利用这些清闲而待遇优厚的职位能积累起巨额的财富。《清室优待条件》中保留内廷的条款同样也保证了800到1000名宦官的生计，他们的存与费完全取决于皇家机构。
庄士敦的许多努力使年轻皇帝看到了宫廷事务管理中的奢侈浪费，也注意到了皇家藏宝因为典当或偷盗而不断失踪的现象。因此，溥仪宣布把皇家的日常开支从每年的600万美元缩减到50万美元。多年以后，溥仪在他的自传里面写道，因为政府每年的津贴没有及时发放，所以内务府经常处于资金短缺的状态，只好时不时地卖掉一些文物来弥补亏空。
皇室经常把珍宝出售给一小撮占据垄断地位的古董商，价钱低于市价很多、又远远高于报账单上所列的价格。一次，溥仪让太监把一个四英尺高的实心金塔拿去卖掉。去之前溥仪问他打算怎么开价，太监回答说按重量卖，气得溥仪大骂笨蛋，还引用庄士敦曾讲过的，说在公开的市场可能价格会高得多。为了报复庄士敦，内务府把这个金塔送到庄士敦那里，还假传皇帝的旨意让他把金塔卖掉。庄士敦识破了这个陷阱，命人把金塔送回宫中。从那以后，宫里的人更加恨庄士敦了。
溥仪时不时地要求把文物拿过来自己亲自检验，还命人为所有的藏品编制了一份详细的目录。庄士敦经常被告知，某件东西刚刚启封，不知道是哪个臣国或地方总督献上来的。随着查点工作的进行，人们发现很多珍品都丢失了。1923年6月，溥仪宣布要亲自检视建福宫，那里收藏着乾隆皇帝最珍爱的宝物。太监们怕自己的偷盗行为败露，趁着夜黑在建福宫放了一把火。到天亮前，只有387件文物被抢救出来，而最初的目录上所列藏宝共有6643件，包括2000多尊金佛像、大量佛教画品、纯金的祭坛饰品、瓷器、前朝的青铜器、成千上万册书籍，以及31箱貂皮和皇家御带。
溥仪觉得对太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他离开紫禁城，搬到北府他父亲那里，说除非把1000多个太监都赶走，否则他就不回紫禁城。溥仪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并且，在内务府总管召集所有太监，告诉他们被遣散的消息时，溥仪还从共和国政府那里借调了一小支部队安置在旁边，以防不测。1923年7月15日，在一个小时之内，除了175名留下来照顾年老皇太妃的人外，其他近千名太监一拨一拨地走出了紫禁城。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些太监被允许分批回来收拾他们的衣物，领取他们微薄的终期津贴。”
庄士敦向溥仪报告说前门新开了许多古董铺，据说这些商店的老板都是太监和内务府的官员。庄士敦的报告使溥仪萌生了为宫廷藏画编制一份更加正式的目录的想法。编制这份目录的工作在1923至1924年进行，由不受内务府控制的艺术鉴定家们完成，他们资历深厚，包括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和商衍瀛。
溥仪的弟弟溥杰也在宫里跟着庄士敦学习，但他住在宫外。由于十分了解编目的程序，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让溥杰把已经登记造册的文物偷偷带出紫禁城。当时清单上每一卷册，每一本书都按照其价值做了标记，质量最好的画五个圈，最差的画一个圈。从1923年5月到同年12月，溥杰每天在紫禁城上完课回家时都要带走一些书画卷册，那些都是从曾经被鉴定为上等品的物件中挑选的。根据溥仪回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溥杰则回忆说，运送这批字画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在溥杰带出文物的过程中，稀有典籍是首选的目标，因为它们和溥仪兄弟用的课本尺寸相似。这些典籍像太监们每天拿给溥仪兄弟的课本一样被包在黄色锦缎里，因此在带它们出大门的时候没有引起门卫丝毫的怀疑。有资料显示，溥仪兄弟偷偷带出宫的文物共有1285件手卷字画和68册书画集；而另外有资料认为，“末代皇帝”暗自转移的文物有1000多件手卷和200多种册页、挂轴，以及200多本宋朝的珍贵书籍。
转移出宫的珍宝在北京某处藏匿一段时间后，溥杰把它们装进了七八十个木箱子里。得到了火车站免检免税的许可后，溥杰护送这些藏宝到了天津，把它们藏进了一位满族王爷为溥仪买的房子里。这位满族王爷是溥仪、溥杰的出逃计划的支持者，曾被溥杰称为了不起的兄弟。关于这个计划，溥仪后来把它说成是一件家务事。
到1922年的时候，公众对皇家藏品归国家所有这一点基本达成了共识，这种看法在当年的一条新闻里就有所反映：“近来，有些贵重物品以某位外国人为媒介从宫中送到一家外国银行，暗示了宫中当局的意图是要卖掉它们，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很可能要失去这些无价之宝。”这种国家所有的观点和1914年协议的精神大相径庭，按照1914年的协议，从东北各个宫殿运回北京的珍宝是从皇室借来的。
因此，在1911至1924年之间，逊清王室一直认为它对各个宫殿的所有藏宝都享有合法的所有权，而共和国却认为自己有权力界定哪些珍宝应该充公作为国家博物馆的基础，哪些还可以由皇室继续保留。而且，共和国不承认自己因收归公有的那部分藏宝而对逊清皇室负有债务。
（本文摘自《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美］珍妮特・埃利奥特、沈大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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