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上年纪的国人，恐怕少有不知道王蒙、刘绍棠、杨沫、马识途、蒋子龙、张贤亮、李存葆、张洁、铁凝的，然而，谁知道，这些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名作家，当年是怎样被发现被扶持被培养出来的？北京文坛“四大名编”――龙世辉、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的故事（见2月27日《文汇报》），给出了答案：名著和名作家，有赖
名编首先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善于发现，是四大名编的一个共同特点。名编也有一个不计得失的胸怀。编辑既要有独到眼光，也常要为保护作者而冒风险。往往是作者得名，编辑受罪。名编还有一颗甘作“嫁衣”的良心。
我自己也有过体会。上世纪80年代初，为写一篇介绍著名谐剧艺术家王永梭的长篇通讯，一家文化报纸的编辑部主任把我找去商量，陪我采访，完后不但私人掏腰包请我去著名的“老四川”吃烧牛肉，还送我去车站。初稿出来后，又把我请去，边讨论边修改，发表时却只落我一个人的名字，让我好生不安。后来，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我早年结交的市内外朋友，几乎都是报刊编辑。那时，虽然交通没有现在发达，通讯也远不及现在这么便捷，但编辑都非常敬业，为了一篇好稿可以踏破铁鞋，为了发现一个新人不惜行走千里；从寄样报样刊，到去信问候，从热情接待作者来访，到节日座谈的周到安排，细节之中尽显真诚与关爱。一个个无名小辈，就这样被培养成了闻名遐迩的作家；一篇篇不成熟的初稿，就这样被打磨成文坛佳作。
名编之名，来源于过人的素养与人品。“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作家汪曾祺赠给名编张守仁的诗，正是名编的最好写照。中国文学的发展，期待有更多京城文坛“四大名编”一样的名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