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尾，北京下了第一场雪。凄凉、荒寒的清华园因这场雪立刻改变了模样。有名的荷塘冰封日久，一层白雪铺在上面，就成了校园有魅力的风景。这种风景离我越来越远了，匆匆看上一眼，就去甲所听严绍?讲东瀛访书记。
1974年，严绍?34岁，第一次访问日本。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者，日本奢华的“现代化”
中国学者到日本访书，日本学者来中国访书，是一个历史传统，严绍?称之为文化的移动。但是，像严绍?如此全面、长期地推动自己东瀛访书的大业，古往今来，可称得上是第一人。近40次往返日本，跨越了20多年的时间，自己从一个青壮年，走到了老年，一套400多万字、记录一万多种书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方由中华书局于今年出版。凝集着一个人黾勉努力的苦差事，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美丽的人，自然会得到美丽的关注。清华大学东亚文化讲座，在《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的第一时间，请来严绍?，讲书前书后的事。那一天下着小雪，安静的甲所在雪花无声的飘落中，宛若一艘进入时间隧道的木船，把我们带到过去。
严绍?前前后后到过日本100多个机构访书。牵动他的是，这些汉籍如何传到日本的，日本的哪些人读这些书，他们又是如何理解、消化？日本对中国的认知，这些汉籍是起到了什么作用？无疑，严绍?东瀛访书的工作，远远超过了目录学、版本学和文献学的范围，他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汉籍在文化传递中的作用。
日本分宫廷藏书、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私人藏书又分个人藏书、财团藏书、寺庙藏书。由于汉籍特殊的历史意义，日本重要的藏书机构和藏书个人，均视汉籍善本为重要的藏书资源，纷纷投巨资四处搜罗。对日本有着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严绍?，很快理出访书的头绪，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自己的工作计划。工作性质和工作量，不会让严绍?轻松，让他激动的是，访书中的发现、遭遇，常常使他感慨万千。这种感慨，是东瀛访书的专利。
在日本某寺庙藏书室，严绍?翻开了宋版的《老子注疏》。保存完好的古书，有几分阴郁，显然，它在黑暗中沉睡的太久了，见到人，还有一点腼腆。严绍?戴一副白手套，轻轻翻着，书中的眉批，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行舒朗的行楷字，为陆游之子所书，记录了书的主人――陆游读书的点滴经历。这是宋人留下的书，是陆游读过的书，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书。严绍?蹙起了眉头，猜想着是什么人把这本《老子注疏》带到了日本。在另外一处，严绍?还看到了曾国藩亲笔题跋的古书。与先贤在日本的频繁邂逅，严绍?惊喜交加。他知道，这些被日本视为国宝和文化财富的古籍善本，已没有可能回到祖国了。但是，一个负责任的学者，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它们，尤其是它们坎坷的命运。
任继愈说，中华古籍流散到海外，有的出于正常渠道的公平交易，这是值得称道的；有的并不是由正常渠道，而是由于中国藏书家的不肖子孙贪图近利而被贬抑价售出的；也有一些是被掠夺出境的。也就是说，来到日本的中国书，历史背景，方式方法，都是不同的。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历史背景和方式方法，在日本访书，严绍?的心总是抑郁的，在静嘉堂更甚。纂辑于15世纪的《永乐大典》，是当时最大的一部类书，正躺在静嘉堂的书库里。这套书如何来到日本，严绍?十分清楚，那是国力衰竭的年代，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被日本掠夺而去，它是带着满身的疼痛，悲哀地离开了祖国。
值得一提的是，严绍?在日本访书，得到了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对日本来说，严绍?想看的汉籍善本无比珍贵，从不轻易示人。有的藏书机构，要求严绍?交保险金才能看书。开始，严绍?按要求向保险公司交付，有意思的是，当他们发现来自中国的学者对这些书充满了无限感情时，竟然大方地减免了严绍?的保险费用。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也让严绍?感受到日本学者的良知。
在严绍?的眼睛里，在日本的一部部书，也像一个个人。他访书，其实也是访人。当他即将与这些书告别时，不止一次默默地对它们说，何时才能再来看你们呢？严绍?知道，一旦转身离去，有可能是最后的告别。此情此景，折磨了严绍?的一生。
严绍?在日本访书，让他看到这样的史实――中日文化交流以隋唐为最盛，唐代的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同时代的日本。历经宋元明清(初)，其势头不减。典籍、典章制度、哲学思想等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衰弱，文化水平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处于世界的落后地位。中国典籍式微，读书人便选择赴日本寻求新知识，新理想。书籍的流通，即是文化的交流，也是国际贸易的需要。日本江户时期，即我国的明末和清代的前中期，中国出版的新书，有的在两三年内便能在日本市场上见到。即使像禁止出口的《太平御览》，也能迅速地运到日本。日本政府禁止海外贸易，但未能阻止长崎书市大量进口中国书。然而，近代军国主义好战分子发动了侵华战争，杀戮和抢劫，玷污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光辉一页，于是，中国人内心的伤口，久久地不能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