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李泽厚先生曾数次谈到，自己因年老体衰无力再写繁征博引的严格学术文章了，能做的只是一些聊天儿式的对话访谈而已。许多读者读到此处多发“可惜”之叹，因为大家还是期望看到他那缜密的论证、广博的阐发。遗憾之余只能退而求其次，他的那些对话访谈便成了大家了解他思想的媒介。不过，比起那些高头讲章和大块文
在我国近30年的儒学研究中，由于研究者思想背景和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分为多种类型，我们可以以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来命名这些研究视角，比如杜维明视角、方克立视角、李泽厚视角、林安梧视角、陈来视角和蒋庆视角等。这里所列名字的学者在儒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差别很大，但他们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他们都有自己鲜明的理论出发点或说研究视角。
下面我以《李泽厚近年答问录》一书为主要文本研究对象并结合其他材料，在和其他学者比较的维度上，考察李泽厚研究儒学的视角的独到处和包含的内容：
一是广阔的思想背景和通贯的逻辑力量。李泽厚自己说过，他的学说有三个来源：“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康德，一个是中国传统。我把它们三者结合在一起。”（第45页）实际上，这三个来源也是李泽厚的三个研究领域，在这三个领域中他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这就形成了他相当广阔的思想背景，而这也是其他的儒学研究者所无法比拟的。难能可贵的是，他用强大的逻辑力量将如此广阔的领域和内容贯穿起来，基本保持了自己逻辑的自洽。在此我们只能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在当代关于儒学史的分期研究中有“三期说”和“四期说”之争，前者的代表是牟宗三和杜维明，后者的代表则是李泽厚。而李泽厚之所以提出“四期说”来和“三期说”相对峙，原因在于他要强调儒学有着“内圣”和“外王”两个维度，而不是像牟、杜那样只强调“内圣”一个维度。而他之所以要重视“外王”这一维度是由于这更符合中国儒学史的史实，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生产、实践的强调相呼应，更与他的“吃饭哲学”相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贯穿“四期说”的“内圣外王”构架的重视还在于这支持和渗透着他的“西体中用”理论。有了“外王”才能谈到作为亿万人民现代生产生活的“西体”，有了“内圣”才能更好地谈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结合的“中用”（第159页）。由此可以看出，李泽厚将自己对儒学的研究建立在广阔的思想背景之上并用较强的逻辑的力量通贯起来，而这是其他学者相对来说较弱的地方。
二是从长处着眼、大处着手。李泽厚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写中国思想史论时就曾说，自己“尽写些提纲性的东西。从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文章，到《美的历程》，到这本书，都是极为粗略的宏观框架。特别是后两书，上下数千年，十多万字就打发掉”。（《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第323页）这里他讲的话有点自我反思的意思。实际上，他的这一特点也可以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这就是从长处着眼、从大处着手，这正是李先生学术研究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在他的儒学研究中体现得也相当突出，比如他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就是如此。这一研究对象包含着多条思想线索、多位思想人物、多种思想领域，可他仅用一篇文章（《宋明理学片论》再加一个《片论补》）就谈完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此处着眼于数百年儒学的主导思想线索（从宇宙论到伦理学再到瓦解），而他的研究则从这条线索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张载、朱熹、王阳明）着手。应该说，如果不具备深厚的理论把握能力是做不到这点的。但也正是因为这点，李先生也受到“粗疏”之讥。不过，做学问正如做人，有所得常常便会有所失，想求得长处短处并重、大处小处齐备太难了且几乎不可能。
三是传统梳理和未来观测并重。与上面两个特点相联系，李先生既注重儒学传统理论形态和现实形态的梳理，也注重其崭新思想形态的创构和未来价值形态的展现。传统儒学理论形态的梳理体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孔子再评价》、《荀易庸记要》、《秦汉思想简议》、《宋明理学片论》和《经世观念随笔》等文章中，传统儒学现实形态的探讨散落在他的大量文章和谈话中。比如在《李泽厚近年答问录》中他说：“中国有个‘礼教’，儒家的教。它不信上帝，也不拜孔子。但是，它拜五个字：天地国亲师。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堂屋供奉着祖宗牌位，后面的红纸上写了五个大字：天地国亲师。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拜的就是这个东西。原来是天地君亲师，辛亥革命以后就改成天地国亲师了。国是国家，亲就是长辈和亲戚。中国的礼教，是一套行为规则，一种伦理规范，一种情感信仰。所以，我讲中国礼教的特点是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第150~151页）他还指出：“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人情味比较浓的一个社会。注重家庭生活，尊敬师长、长辈，注意各种亲属关系，和别的民族不同。比如打工妹赚了钱，还要寄回家，很顾家的。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存在某种传统。不能说基础牢固，但场域尚在，还有可为。”（第151页）应该说，他对传统儒学现实形态的考察比对理论形态的考察更有可观处和现实意义，可惜这些考察过于零散了，系统性和全面性尚须加强。
建立在对于传统儒学研究的基础上，李泽厚也对儒学的未来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观测、提出自己的指导性意见。在此我们只能谈两点，一是他坚决反对复古主义和国粹主义。他指出：“最极端的是以蒋庆为代表，他比慈禧太后还保守。”（第132页）又说：“蒋庆先生则根本否认现代社会性道德，似乎硬要回到‘君、父、夫’具有绝对权威、绝对统治，‘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的传统道德……看来，梁启超、严复，更不必论胡适、鲁迅，统统是‘跟着西方走’，都应该是蒋先生所猛烈讨伐的对象。”（第15～16页）显然，李先生的明确表态是及时的和有现实意义的。二是他强调转换性的创造。他说：“今天如果我们还讲儒学，就也应该吸收外国的、现代的东西，主动地吸取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使新的儒学和整个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面貌。”（第158～159页）实际上，这也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研究和发展儒学的必由之路，只不过不同学者对此的表述不同罢了。
在我看来，李泽厚是20世纪晚期我国儒学研究数座高峰之一，而《李泽厚近年答问录》一书则将他的这些研究以谈话的形式复述了一遍，对于专业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具有阅读价值。
《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