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大屠杀是西方现代文明最深的一道伤口。历史的记忆和耶路撒冷至今仍在流淌的鲜血，使得每一个身处西方文明之中的人都难以摆脱这份历久弥深的伤痛。大屠杀远不只是犹太民族的一场受难或法西斯德国的一次暴行，齐格蒙・鲍曼将其视为现代性本身固有的恶疾，汉娜・阿伦特则将其上升为“现代人类生存的困境”。
某种意义上，大屠杀是一个“原型”，是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一群人对另一群人、一个主体对一个异在的他者的有组织的迫害。这种迫害在当今世界仍然如此普遍地存在着，它可以是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同宗教之间的、不同教派之间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大屠杀将这种迫害推到了毁灭的极端。它发生在启蒙运动两百年之后，德国已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已相当成熟的文明社会。正因为它发生在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智、通过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做出选择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暴行尤其令人不寒而栗。它迫使我们每个人去面对自身的“平庸的恶”（阿伦特语），去审视正义、自由、理性等一系列现代性价值的界限，并重新回到最古老的伦理和道德法则。
犹太人的命运幻化成人类命运的一道符咒。在时间的洪流中，它泥沙俱下，所有与此相关的历史叙述不断掺杂着今天的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各种意识形态的交融演化。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大屠杀和犹太问题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们渗透在日常生活和街谈巷议之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然而诗仍然在写、文章也还是要做，只是这一事件及其影响已经内化于每个人的意识中。远离那个社会环境或许难以体会，这也是我本人在欧洲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认识到的。在中国，犹太人的问题并没有进入多数人的视野，这自然有跨文化的原因，然而面对自己民族所经历的南京大屠杀及战争记忆，我们所做所思又是多么有限。人们尽可以面对尘封的往事抒写悲愤，在现实政治的角逐中快意恩仇，然而喧哗过后，冷漠依旧、仇恨依旧――或许这恰恰源于思想的怯懦。
或许我们并不知道，犹太大屠杀影片已经像黑帮片或西部片一样成为了一种影片类型，自1989年以来的短短的十几年间好莱坞生产的同类影片竟高达170多部。仅仅犹太问题在欧美世界有多么重要已不能解释这种现象。在全球化的时代，影像复制和符号生产已不可辩驳地成为建立话语权的一种方式。这些影片往往具有细致入微的对历史与人性的关照，但也时时表现出将某种价值普遍化的野心、某种趋利避害和自我辩护的意图。对这些影片的解读，广泛地联系着当代美国社会的文化语境、美国的文化策略及在全球意识形态中的主导作用。
凡此种种，使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著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文本，我们可以将它作为影评来阅读，作为一部别出心裁的美国文化研究来阅读，也可以作为战后犹太大屠杀问题的历史札记来阅读――书中对犹太民族史的由来及几次中东战争的精心梳理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知识背景。作者不愿妄下断语，尽力避免二元对立或因果决定论，而是以分析的方法，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话语空间，剥离种种假象，通过个人对历史的独特理解求得新知。因为思想的灾难无不来自有意无意主观武断，并把结论作为普遍真理强加于人。然而不下判断、不作结论并非犬儒主义的借口，作者的思想勇气体现在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本民族的历史经验的关照，并试图在比较中寻找出对这一经验更深入的、面向未来的叙述方式。
这本书还有一份格外珍贵的纪念意义。它收录了作者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王炜教授在2005年3月所做的一个对话。一个月后，王炜先生便意外病逝。这篇对话竟成了他最后的言谈记录。作者在先生去世的前几年成为他最为亲近的思想上的朋友，他们于2004和2005年间组织的一个小小的读书沙龙是这份友谊的见证。沙龙不定期举行，参加者无外乎几位北大学子，共同阅读一些经典文献如康德的《什么是启蒙》、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埃希曼》等。这篇讨论大屠杀的记录使我们得以重温沙龙的美好氛围。王炜先生抽丝剥茧式的思考方法、朴素精炼的语言风格，平易的态度中所表现出的浓郁的人文关怀把我们从纷扰的话语世界拉回到思想的原点。先生师出名门、学养深厚，却述而不作，哪怕于学府之内也鲜为人知。然而精神的延续自有其隐秘的线索，从王炎的作品里，我们可以读到这种精神，并读到一种慷慨从容的治学的快乐。
《奥斯维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定价：1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