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大名，对从事科技哲学研究的人士来说，是耳熟能详的。这是因为他对科技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学科建设贡献卓著。他曾主译过《爱因斯坦全集》第二、五卷，翻译了海森伯的《物理学和哲学》、库恩的《必
范先生在大作中将其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科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和物理学史”、“科学文化史”三大部分，精辟地论述了许多科技哲学前沿热点问题。拜读范老大作，深深感佩于他贯通中西的广博学识和心系中国科技与文化事业的赤子情怀。
书中，范岱年对“科玄论战”的反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场论战发生在上世纪20～30年代。玄学派代表北大教授张君劢认为“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科学派代表地质学家丁文江针锋相对，提出“打倒玄学鬼”的口号，主张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范老以详实的资料公允地评述了双方观点的得失，指出论战对中国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等方面，“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并加实践的问题”。（第101～120页）
在书中，范先生对“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颇多创见。范老首先回顾了科玄论战时的科学观；剖析了从1927～1949年左倾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唯科学主义理解；批判了从1949～1976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万能“科学”的唯科学主义思潮；介绍了1978～1989年唯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争论；着力关注了21世纪初唯科学主义与反唯科学主义之争；评述了唯科学主义的渊源及当代的自然主义。范老认为，中国的文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继承五四传统，吸取世界的优秀文化，尤其是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启蒙思想，融合创新，才能成功，光靠科学是不够的。（第121～138页）
范老久居美国，对其科技进步有着真切体会。他着力考察了美国在英属殖民地时期（1607～1775）、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前夕（1776～1860）、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861～1916）、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1945）、二战后到1979年的科技崛起历程，引导人们反思科技在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经济建设中起过怎样的作用，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又是如何利用科技来服务于他们的扩张与霸权政策以及对中国当代的科技创新有哪些可资借鉴的启示等等。最后作者概括出美国科技崛起的五条发人深省的经验：其一，重视科学的实际应用，也重视基础科学；其二，坚持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其三，重视科学研究与教育的结合，提高与普及的结合，大力普及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其四，组织体制的多元多轨、机动灵活，情报交流迅速，互相竞争激烈；其五，珍惜科研人力资源，重视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有较好的科研工作条件。（第233～263页）
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这一问题，国际科学史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这一难题的求解，引发了学界旷日持久的探讨。范老着重反思并评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改革开放初期和成都会议以及成都会议以来的种种见解，进而提出修正“李约瑟难题”的崭新思路：其一，对轴心时代到17世纪中西文化和古代科学做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关注近代科学在西欧是如何产生和中国古代科学何以长期缓慢发展。其二，研究17世纪到20世纪初，经过两次西学东渐，中国为什么不能很好地学习、吸收西方近代科学，使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其三，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虽然全面移植西方近代科学以及科学的体制，但科学为何不能顺利发展，中国近代科学仍然落后于欧美。（第264～288页）
总之，范老此书对许多重要的科学哲学、科学史问题都发表了看法，而且言必有中，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呈现，还是建议大家去读范老原书吧。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范岱年著，科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