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固然不必夸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往往是一个学者学术素养的集中体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5年底出版了李宏图主编的“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五种，它们大多是当代西方思想界特别是政治思想研究领域中的扛鼎之作，这五种书分别是：昆廷・斯金纳的《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
“剑桥学派”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主流，实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新方法、新范式的代名词，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由剑桥大学的拉斯莱特辟出先路,后约翰・波考克则扬其波而继其澜,至昆廷・斯金纳闳其中而肆其外,终蔚为大观。其重点就在于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从通常的重哲学的方法到重语言与修辞学的方法，特别注重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解读思想家的文本，显示了极为独特的语言与修辞学理论特色。这是有史以来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命。
“剑桥学派”在政治思想研究领域如此关注语言、关注修辞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时代背景的。昆廷・斯金纳等人不是最早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关注语言与修辞的学者，却是最有自觉意识，把“语言学”以致“修辞学”引入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学者。选入本译丛的1996年出版的他的专著《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是用修辞学的方法研究思想史的典范之作。
政治思想史研究怎么会与修辞学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关联呢？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总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而语言天然地与修辞纠缠在一起。不注意有修辞的语言，必定会发生各种离奇的误解。在哲学方面，后期维特根斯坦曾反复强调：“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他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也就是从语言入手，由此将他的探究深入到20世纪西方哲学的核心中去。解读文学、哲学作品是如此，解读政治思想史著作也自然应注意“语词的意义”，把握特定的语境。其实，无论是文学作品、哲学著作，还是政治思想史著作，皆是用有修辞的语言来表达思想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却为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所忽视。因此，昆廷・斯金纳等人注重从语言与修辞学的角度去研究政治思想史，近乎该领域研究方法上的哥伦布之发现新大陆。
另一方面，从历史语言学的观点概念看，语言是发展的，同一语词在不同时代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某一独特的语词。在这方面，昆廷・斯金纳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成功的范例。他在1988年发表的《对我批评者的一个回答：在意义与语境中》一文中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在其辩论中用法的历史。”“概念”必有其历史，他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对“国家”此概念的解释与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1997）等著作中对“自由”此概念的解释便是经典的范例。以后者为例，昆廷・斯金纳通过研究历史上特别是17世纪英国思想界对“自由”的阐述，提出了他对“自由”的独特理解，既显示了历史的深度，也显示了他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智慧，成为对“自由”解释的一种经典，为学术界广泛接受。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它们就是以上述方法来展开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的，即往往在历史的语境中把握政治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探究有关政治思想史问题的真义，有时则运用修辞学的手法，对既有的思想史研究文本作别开生面而又切中肯綮的诠释。如昆廷・斯金纳与博・斯特拉思主编的《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面对民族国家的消亡即将来临的话题，就特别注重在历史语境中用历史的方法描述并分析变化中的“国家”――这个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名词及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并对国家的历史、国家的理论基础和对国家的前景进行了反思，时间横跨中世纪直到20世纪后期。《近代英国政治话语》与《语境中的洛克》这两本书是从昆廷・斯金纳主编的“语境中的思想（Ideasin Contents）”丛书中挑选出来的，从主编的主旨与这两本书的书名一望而知它们对语境特别重视。《近代英国政治话语》其实是一本论文集，主编尤其欣赏其中剑桥学派另一重要代表人物约翰・波考克的观点，在本书前言中写道：“使我们获益匪浅的是，他坚持认为政治理论史应当被写成政治话语史。”而本书的最后一章即为约翰・波考克所写，题为“主权话语：对于作品的进一步考察”，是对前面各篇论文所作的鸟瞰式的评论，如约翰・波考克所说，他要指出作者们“置身的语境”，试图在“政治文论和政治话语的背景中加以诠释和探讨”有关问题。
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方法，确乎是思想史研究史上的重大革命。本丛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学界――不仅仅是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来说，都是某种颇具学理价值的镜鉴。
“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