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1年底钱满素先生发表《卡夫卡来到中国》以来，我国的卡夫卡研究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史，从单个作家的研究来说，卡夫卡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最重要对象之一，但对于卡夫卡这样一个钟情于中国文化
在此背景之下，曾艳兵教授的专著《卡夫卡与中国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的出版，可以说在这方面进行了一次颇有意义的开拓。全书对卡夫卡在中国的接受以及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梳理，并详尽论述了卡夫卡对中国发生兴趣并进而接触、了解中国的原因及诸多可能性途径。著者首先对德语文化中关于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物”进行了大规模清理，构建了一个由莱布尼茨、康德、赫尔德尔、黑格尔、马克思、歌德、席勒、谢林和尼采等人言论及其作品交织而成的互文性的“中国形象”的网络谱系，在此基础上著者对卡夫卡书信、日记和谈话录中对于中国文化的14处直接评述一一进行了分析。
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并非是一种可能的、想象的、推测的关系，而是一种事实的、真实的关系，而要证明这一点，则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著者在对材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时，总是联系了卡夫卡的具体创作，对这种“外部”因素向卡夫卡创作的内部渗透总是进行一些恰到好处的提示和勾连，比如席勒笔下的长城与卡夫卡笔下的长城的相似之处，黑格尔对中国哲学“循环、反复、迂回”等特征的概括与卡夫卡寓言式写作的风格的类似，谢林对老子哲学“道即门”的阐释与卡夫卡小说中的“门”的形象之间的关联等等。
应当说，著者分别论述的三部作品《一次战斗纪实》、《中国长城建造时》与《往事一页》是全书论述的一个重点，也是全书的一大亮点，因为正是这三部作品直接描写了中国或以中国为题材，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理解，因而也最有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且除了《中国长城建造时》国内学者有若干论述外，其他两部作品据笔者所见还都是第一次被如此深入细致地探讨,这部分给笔者最深的印象就是著者鲜明的跨文化比较视野以及深厚的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功底所产生的透视力。
在此，不妨以《一次战斗纪实》为例稍微展开来谈。著者首先联系时代背景，指出当时德国对中国的入侵和占有使卡夫卡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并获得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而长期以来对遥远东方国度的神往使得卡夫卡希望借助想象逃离布拉格令人窒息的环境。著者对文本进行分析、考证后认为，《一次战斗纪实》中的“胖子”形象是卡夫卡逃离现实想象的化身，这一形象则来源于中国的“布袋和尚”（Pu-Tai）即弥勒佛，也令人联想起中国的皇帝，而胖子所坐的担架则与中国的“轿子”形象密切相关，卡夫卡对胖子之死的叙述受到了李白诗歌以及李白之死的传说的影响，而叙述者“我”的形象则源于中国瘦弱书生的形象，故事发生的背景充满明月、松树、微风、寒夜、秋琴等意象，与中国古诗的意境也颇有几分神似。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给卡夫卡“提供了一种写作、创作和精神自由的机会和可能性”。
但著者没有就此止住，而是进一步论述了这篇小说的深层主题，即人与人的战斗、人与社会的战斗、人与自然的战斗、人与自我的战斗以及人与语言的战斗。这些显然都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核心命题，具有鲜明的西方色彩。就人与自然的战斗这一主题而言，《一次战斗的纪实》虽然很多自然风景的描写，并使用了大量中国古诗的意象，但由这些意象所营造的整体氛围和意境，却与“中国风格”相去甚远。和中国古诗中天人合一的和谐稳定的世界图像比较起来，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更恰当地说应当是表现了对于世界塌陷和解体的恐惧。这样，卡夫卡一方面在作品中镶嵌了中国因素，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融合改造，使之产生了一些新的更为普遍性的东西。
著者是国内卡夫卡研究界的一流学者，具有西方文学及文化理论的深厚积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中国文化也有十分深入独到的研究，具备了运用双向文化思维进行迂回思考的特殊优势，因此在对中西文化一些重要问题的考察中，他往往能够以简洁的语言切中要害，令人叹为观止。本书中的“卡夫卡与老庄哲学”、“卡夫卡与《聊斋志异》”、“钱钟书《围城》与卡夫卡《城堡》的比较研究”等章节，就充分体现了著者的上述特色。如“道与法”、“蝴蝶与甲虫”、“卮言与寓言”等等，看似简单的概括背后实际上包含着对东西方文化深层差异的洞察。值得称道的是，著者虽然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但其研究本身则建立在资料和文本的基础上，没有空谈理论、空发议论。
应当说，卡夫卡对中国文化“闪耀着创意和灵性”的借鉴和想象以及本书著者对这种借鉴与想象的同样“闪耀着创意和灵性”的阐释都是颇给人以启发的。著者常以中国之“道”来阐释卡夫卡作品的“法”，这反过来也使我们从卡夫卡力图解释那些“不可解释的事情”的叙述里，从那幻象一般的真实里，获得了一种对于不可言说、超越叙述和解释的中国之“道”的更深入具体的理解。卡夫卡从对中国的理解、想象和误读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力量，当代中国文学也从卡夫卡那里获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震惊和启示，但同时我们更要看到，他留给了自己同时也留给了中国――确切地说处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我们”――远为痛苦的困境和更为棘手的难题：如何有效地进行跨文化对话？如何有效地推动东西方的真正的相互理解，并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有新的创造？卡夫卡在创作《中国长城建造时》也许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了西方人对东方的“阐释的终结”，因而“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放弃了完成这篇小说的愿望”。但无论如何，我们的阐释还必须进行下去，西方对东方、东方对西方以及东西方对世界的阐释都必须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