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对我国当下乡土教材的编写、推广和使用情况作了点描，从中可以看出“乡土教育”和“乡村教育”在中国的现状。本报将对此保持关注，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乡土教材的讨论乃至实际推动中，欢迎您将自己的想法发至本版邮箱
湘西某乡村 摄影／田俊
1 “我爱拉市海”
沿着丽江古城向东北方向行走，在翻越重山之前，远远就能看见山脚下一泓清澈的湖水，那就是拉市海。你可能早就对这个地名有所耳闻，拉市海是国际重要湿地，鸟儿的天堂。如今，当你走近拉市海时，除了清泠的湖水，翔舞的飞鸟，也许还会注意到湖边有老师领着一群孩子，正在做着什么游戏。老师告诉孩子们，中间的空地就代表拉市海，周边站一些同学扮演群山，其他人扮演溪流，绕过一座座山流入拉市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拉市海属于金沙江水系，流域汇水面积有265.6平方公里，这么多水，是由40多条大小河流和很多小溪水汇集而成的。”老师说，“如果没有山区人民对水源地的保护，拉市海的水从哪里来呢？同学们，拉市海流域不仅包括山和水，还包括山上的森林，我们的村庄，和海边的田地，连我们自己也是拉市海的一部分。”
实际上这是拉市乡的小学生们在根据《我爱拉市海》这本乡土教材学习了解家乡。你所看到的游戏正是这本乡土教材中的一个教学部分。这本名为《我爱拉市海》的乡土教材，是拉市乡8所学校和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乡村教育促进会、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等机构专门为拉市乡小学生编写的。2006年秋天，1500本这样的乡土教材被免费发放到全乡的五年级学生手中。孩子们通过亲身参与和实践教材设置的教学环节，了解到家乡的历史、地理以及变迁，认识到他们居住其中的木楞房和三坊一照壁是那么独特而美观，也逐渐明白，和时髦的牛仔服比起来，象征着“披星戴月”的“优轭”（羊皮披肩）并不土气，而是盛满了故事和纳西人的智慧。
拉市海地区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千千万万个乡村中的一个，环境在发生变化，村民的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观念和文化也在悄然转变之中。生活在其中的孩子们需要知道家乡曾经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在这些变化中，他们可以做些什么。这样的一本教材当然并不指望能够回答“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我爱拉市海》“只是一粒种子、一滴水，希望有一天，这些乡村少年的心里装着森林、大海走世界。”“天下溪”负责人郝冰在“湿地保护区乡土环境教材”总序里说，她希望孩子的人生行囊中多一样东西――对家乡的记忆和理解。“无论他们今后走向哪里，他们都是有根的人”。
2 乡土教材在中国
一直以来，“乡土教材”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中国对乡土教材关注和研究的缺乏。不过，顾名思义，乡土教材是和本乡本土关系密切的教材形式，内容往往涵盖当地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民族风情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等。
2006年10月8日，教育部民族教育司下达了《关于协助搜集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函》，2006年11月24日，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又下达了《关于报送协助搜集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有关负责人名单的便函》，要求各地相关部门协助做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滕星教授看来，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对乡土教材领域出台正式文件，中国乡土教材的搜集和调查终于开始进入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视野，乡土教材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开始由民间走向官方。
与此同时，由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共同发起，滕星教授全权负责的“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中心”开始筹建，招募志愿者的启事刊登在中青网网站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然而这个小小角落里传递出来的声音，却折射出100年来中国教育工作者一份极为重要但长久以来被忽略和漠视的思考和实践。
当看到一份教育大纲上写着：历史“尤当先讲乡土历史”，地理“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格致“宜由近而远，当先以乡土格致”这样的文句时，你能想象到这些意见与规定竟出自清末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吗？那是在1904年，距今已有百余年。在这一百多年中，教育思想，教材体式和内容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又引起多少唇枪舌剑的争执，在一波波汹涌浪潮下，“乡土教材”的发展却似暗流般平静但绵延不断地流淌。20世纪的20~40年代，是中国乡土教材开发的兴盛时期。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各省各地方的教育体系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各地的学校教育主要是以县为单位编写教材，更多地反映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另外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乡村建设运动进一步促进了乡土教材的开发和使用。20世纪初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等就是其中杰出的践行者。
1949年以后，国家统编教材的实行使得地方性的乡土教材逐步退出各地课堂，虽然仍有像徐特立等著名教育学家为之鼓与呼，但统编教材的力量压倒一切，乡土教材的发展进入蛰伏阶段。这一眠便到了2001年，这一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其后根据《纲要》精神编写的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开始大量出现。2003年是另一次更大的转机的开始，教育部颁布条例，允许各地自己开发本土教材。这之后，一批教育界人士和民间机构，迅速进入这个领域。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就是其中之一。从2005年起，“天下溪”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乡土教材编写与使用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没有豪华的会场，也没有繁琐的程序，一间不到5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几张简易工作台一拼，参会人员围坐四周，介绍自己编撰乡土教材的经验，更多的则是困难与教训。而参会的20余家相关机构，可能就是今天中国民间乡土教材编撰的大部分力量所在。这些机构包括致力于西部环境保护的“绿驼铃”环保组织、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等等，还有来自一线的老师们，怀着深切的忧虑与希望。郝冰介绍说，2007年“天下溪”希望能到教材使用地去开一次研讨会，在当地推动“乡土教材”的开发和使用。
3 乡土教材何为？
“老师，柳树是什么？枣树呢？”这是四川梁山彝族地区学校一个孩子的问题，在他的课本里，有《柳树与枣树》的故事，可是在他生长的地方，既没有柳树，也没有枣树。面对这样“简单”的问题，老师不知道该如何做答，资料和图片不能够代替实际的生活经验，于是知识的传递只能模糊而懵懂地进行。相比起柳树，超市、飞机、地铁，对于乡村孩子来说，是更为陌生而遥远的概念。然而这类名词和概念，却伴随着其整个学习过程。“要达到同样的教育目的，为什么不能利用当地的素材呢？如果课文里讲的不是柳树和枣树，而是当地的一种植被，孩子们学习起来是否会更容易？”郝冰发出这样的疑问。同样的问题，徐特立也问过：“我在延安时，曾见有人写了一篇关于宇宙知识的文章，写得太深。我问他：‘为何不从延安出发？’他说：‘从延安出发怎么能讲宇宙观？’我说：‘延安是否有天，延安是否有地？如果是有的话，那就可以从延安出发讲宇宙观。”头上的天，脚下的地，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方水土，正是教育所应当依赖的最基本的素材，这是许多乡土教材编写者编写教材的出发点。
“统编教材在课程设置时，是按照学科系统编写的。比如数学，一个孩子上过数学课之后，可以了解到各种数学定理、学会解方程式。但是他可能初中毕业，还不会基本的簿记。”统编教材铺就的通往更高层级学堂的道路并不适合每个人，而在寻找新的发展途径时，以往书本上的知识便显得远不敷用。“教育不为人生提供帮助，是一大失败。”温和的郝冰谈及此时，显得有些愤怒。从扶贫的角度切入，成为乡土教材编写的另一向度。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开发的《好日子等着你》――“实用语算”、“实用生活技能”教材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如何养好猪”、“开一个自己的小商店”这样适用于留住乡村的生存技能，到“了解城市公交车”、“如何签订合同”等城市生存的基本常识，都被包括在这样一套教材之中。
目前，还没有人和机构对乡土教材进行全面研究与规范，乡土教材的内涵与外延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对于什么样的内容应该被编写入乡土教材，乡土教材的编写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关注重点。不过，“把根留住”的呼唤，成为目前大多数从事乡土教材编写工作成员的共同理念。中国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令大部分乡村孩子面临终有一天离开乡土的命运。背井离乡之时，怎样看待曾经的家乡，不屑、歧视还是充满珍视，在大一统的教育中，这些问题没有被给予解答。乡土教材的编写者希望能够回答此类问题，并尝试提供一种“珍视乡土”的价值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被认为是近年来编写乡土教材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他称自己是从教育部《新语文课程标准（草案）》中受到了启发。课标提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文化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钱理群的忧思更为深远，2003年出版的由其主持编选的《贵州读本》明确提出“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这一理念。钱理群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忧虑的不是大家离开本土，忧虑的是年轻一代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以及土地上的人民产生了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和心理上的疏离感。所以乡土教材不仅仅是增加学生对一些乡土的了解，更主要的是建立他和乡土，包括乡土文化及乡村的普通百姓、父老乡亲的精神血缘联系。”
4 困境与希望
“你们有多少预算？”在2006年乡土教材开发编写与使用研讨会上，一名参会者向绿驼铃提出问题，讲台上绿驼铃的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编写民勤县荒漠化乡土教材的构思。略微沉默之后他回答，“我们只有2000元”。2000元，也许仅仅是一张机票的价格，但却是绿驼铃编写民勤县乡土教材的全部预算，“全部”意味着从前期调研到后期印刷、发送，都必须从这2000元里开支。但这样的答案并没有激起其他与会者的惊叹，因为他们手中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并不宽裕到哪里去，最多也不过在2万元左右。在所有乡土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编撰者都是义务的，没有一分钱的稿费。即使这样区区2万元，也必须依靠其他项目基金会的资助。比如“天下溪”开发的乡土环境教育教材系列，就是在国际鹤类基金会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与经费稀缺相对应的，是这些教材一般都以免费发放的形式推广。有着项目资助的教材，也并非一劳永逸，项目都是带有试验性质的，试验虽然成功，后续的开发和使用如何进行，也成了摆在乡土教材开发者面前的大问题。
与资金同样短缺的，还有人。一方面，从外部推动乡土教材开发的志愿者队伍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我爱拉市海》只有薄薄45页，但主编者却为此忙碌了整整一年。2005年11月中，天下溪拉市海乡土教材开发项目组一行四人赴拉市海进行前期调研，走访了坝区的数个村庄及学校，拜访当地村民，与教师交流。通过这次的调研，项目组收集了当地文化、风俗、环境等方面资料，与当地教育部门及学校建立联系与合作。回京后，项目组完成了教材大纲及细目的编写工作，但这仅仅只是开始，教材细目被发回拉市海，当地的老师反馈回他们的意见，修改，反馈，再修改，最后拟定的大纲发往拉市海，由当地教师自愿参加教材编写。然后是一稿，专家统稿，改写，二稿，2006年5月，《我爱拉市海》的编写工作才告一段落。利用暑期，《我爱拉市海》的开发人员再次与当地教师进行交流，并进行相应的培训和试讲，根据试讲实际再进行修订。这些琐碎而重要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另一方面是地方上认同乡土教材理念，并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推广教材的教师；在《我爱拉市海》的封底上，有着一长串名字：其中既有韩静、王小平这些外在推动者，更多的则是拉市乡的乡村教师们的名字：和恩胜、和建国、木作良、木金?……“外在的推动是暂时的，我们希望的是给乡村学校带来积极的，建设性的因素。”作为一个外部推动者，郝冰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一线教师参与到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推广中来，最后转变成他们自觉自主的事情。
除了资金和人力资源，与当地教育机构的协调，和应试教育的冲突等等都是横亘在前无法忽视的难题。作为统编教材之外的补充教材，一方面是谁来教，用多少课时教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升学压力渐增的当下，老师和学生愿意投入多少精力，又有多少兴趣的问题。在天下溪主办的研讨会上，对在应试教育下乡土教材生存空间的探讨也是与会者交流的主要问题。
然而困难和希望总是相依相傍，先行者的步履虽然缓慢，但每一步都有其价值和意义。北京47中位于海淀区北部，是一个农村中学。学校通过组织学生进行课外活动，对周边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作了搜集和整理，汇编成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乡土教材。47中校长国敬华校长介绍说，“原来学生总觉得家乡属于农村，文化落后。但自从看了乡土教材后，许多学生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家乡也很美。原来一聊起家乡觉得无话可说的学生，现在都能给别人当故乡的导游了。”而郝冰在2003年参与编写的《其其格的故事》原本是设计给草原上的小朋友们看的，“没想到很多牧民也被吸引了，他们常常一口气读完，兴奋地指着其中的插图说：‘以前草原就是这样的。’”《其其格的故事》最初只印了1000本，后来，给这本书画插图的陈继群和几个好朋友凑了几千元钱，加印了8000册，然后开车去大草原，分发给那里的小学校和牧民。“觉得自己的理念是和当地人能达成共识的，是和那块土地上的人的脉搏能够相振动、相吻合的时候，是我最喜悦的时刻，也是我最大的动力。”
郝冰不愿意为“天下溪”目前所做的事情赋予更多更高大的意义，“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不要把它说成是那么大，能承载那么多的东西。文化的自信心等等，不是靠一本教材能建立的。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所做的是多提供一种选择，在孩子们面对人生，面对未来，面对变化的时候，能够多一种价值选择。但是怎么选择，接受多少还是孩子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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