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末夏初，各高校都会有例行的毕业地摊大甩卖，各类教材永远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教材都是簇新的，而且越新，说明那门课越没意思，书越没用，也就越卖不出价，每每从第一天摆到最后一天，终于还是交给收废品的了事。倒是那些破破烂烂的课堂笔记，被拥护和抢购的热度超过周杰伦。仅此一项，便足以折射出
以前所有的教材都是直接发给学生，教材费也直接从学期初的缴费中扣除。后来高校进行改革，为了体现学生也有一定的自主性，部分教材不再硬性摊派，而是将书名印在给新生的书单上任其选购。听话的好学生在上课第一天，就会带着教材进教室，如果这教材与课堂内容无甚关系的话，趴着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拿它来垫胳膊肘。但“世风日下”的年代，似乎好学生越来越少，部分学生坚持不买教材。为了“促销”，有些老师会强调考题出自教材，尤其在期末考试前。这种时候，学生如果不能从高年级学长那里借到旧教材，就必须自己掏钱购买了。
所以，高校教材一般有两个销售高峰：开学初和考试前。我亲眼见过两个在考试前一天去买书的学生，被卖教材的老师教训了一通：“有你们这样的吗？早干嘛去了？”挨了批评的学生怯怯地辩护：“本来上个星期就要来买，可考试周太忙了。”
无论是开学初还是考试前买的书，通常用完一学期还是崭新的，且在考试后的第一时间被丢在脑后。有时候考试结束当天晚上，校园网上就会出现“绝对全新教材甩卖”或“半送半卖，随便给点钱”的帖子。不过大多数学生至少会把书保留到考试成绩公布，以最终确定是否还需要。
然后，新书就被贱卖、被尘封、被垫碗垫桌子。作为“废品”，其价格尚且不如废报纸。有时收废品的也会在校园周边摆摊卖旧书旧杂志。教材，尤其是公共课教材，仍然是其中最新、也是最卖不动的。最后，大多数大概还是被打成纸浆，等待下一次被印成教材重新轮回。这就是高校教材比较典型的生命历程：大多数时候都成了一次性快餐盒，毕业时还能被学生不离不弃地留存的并不多。尤其是公共课教材，被弃率最高。
教材身兼两职，既是教育的工具，又是商品。教材有问题，说明教育内容和产业两个方面都有问题。美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统编教材”一说。教新闻学的可能直接用《泰晤士报》做教材。以前，我们的教材从内容到出版发行，都是全国统一。这导致一代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个性，只有同质性，而且同质化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作为进步，后来在教材开发上有了相当程度的放开，尤其是高校教材，但新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来，开放是有限的。相对一部分课程设置仍然陈旧，或被限定，导致有的教材是用20年前的老本子修修补补编成的，换过很多汤，没换过药；有的教材则是东拼西凑而成的，而且抄的内容大同小异没关系，若是有了个人见解，教起来考起来有时反倒会有问题。二来，开放往往是形式上的。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部分被分离，尤其是公共课教师，通常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但因为教学内容受限，他们的研究内容不能教，教的东西没研究过，也不感兴趣，编写教材的目的除了赚钱，就是用来评职称，不是为了教育本身而存在。
我知道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放暑假前，某高校承担某公共课的教研室主任突来灵感，想到一个创收项目：学校每年招近万名本科新生，每人一本教材，只要高校不倒闭（还不算扩招），这样的销售业绩便能永远保持下去，肯定超过任何畅销书。既然如此，干嘛用别人的教材？不如我们自己编一本吧，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连忙草拟目录提纲，教研室全体人员每人认领两章，内部要求是“不要只‘参考’一本书，至少要有三四个版本的‘参考书’”。8月中旬，一本“新编”教材就成型了，眼看新生要报到了，才下印刷厂付印，好歹赶在开学前，油墨未干地运到教材库。
因此，如今的教材，多则多矣，却严重地低水平重复。它的生死循环，能给学生换几个学分，给老师换几个零花钱，浪费的是家长的钱，还破坏环境。想想每一本教材都曾经是一棵树，那么多树被砍了，再费许多劳动造纸、印刷、运输，几乎没发挥任何作用，最后又成了纸浆。树如有知，不知该怎么感慨生不逢时！还不如别印上文字，空白本子还能书写。
什么时候，教育能更加接近教育的本质，教师能更认同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角色，而不再以挣钱为己任，教材也才能过上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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