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大学生 许纪霖
读书报：
您大学时候的读书氛围怎么样？
许：读大学是在文革之后，那时候知识匮乏，拨乱反正之后，新的思潮开始涌现。图书馆有好的杂志、典籍和西方文学名著，晚上要提前到图书馆抢位子――快到傍晚的时候要像百米赛跑一样跑进图书馆，把书放到桌子上。那个时代不一样，好的东西不是从课堂上学来的，多半是从书里面读来的。
我记得文革的时候上海的里弄里面都有小图书馆。我们可以到那里面去看书。
读书报：那个年代“好书”多吗？
许：那时候好书特别少，遇到好书就如饥似渴地读。不像现在，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书太多了，有无限的选择。
读书报：那个时候和周围的同学讨论的是些什么问题？
许：现在的大学生和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的区别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少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不是话题。我们谈论的一般都是大问题，关于民族、世界、国家，很少看自己的内心。现在的年轻人内心的丰富性、敏感、细腻是我们比不了的。
读书报：那时候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是什么？
许：在大学里读的书后来觉得已经经不起考验了。那时候读的书印象都不太深了。
读书报：当时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
许：那时候唯一的娱乐就是读书了。而且那个时代是“印刷媒体”的时代，知识通过印刷媒介来传播。
80年代大学生 刘苏里
读书报：最近您在读什么书？还会抽时间读读大学时候读过的书吗？
刘：正在读西方法律的起源和经济学中有关产权的著作。也读有关美国的著作，比如美国人哈尔珀和英国人合写的《美国为什么单干？》，李雾的《吾讲斯美》、《华盛顿选集》，丁刚的《脱美国化》等等。还抽空看了《北欧的灿烂阳光》，图片美极了。特别细读的是郑也夫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大学时代读的书？当然有，《论语》、《圣经》等，时常温习。
读书报：都说上世纪80年代有一股“读书热”，在大学中您的体会是什么？
刘：说80年代有一股“读书热”，大多是当时人后来说的故事。那时真正沉下屁股读书的人也是少数，但跟着凑热闹买书的人不少，读不读是另一回事。你想想看，如果那时真有所谓读书热，那已经做了父母的他+她们，怎么没让自己的孩子继承下来阅读的传统？正是他+她们不读书，才使得自己的孩子远离了书籍。
我算喜欢读书的人啦，可仔细想想，大学里从头至尾读完的书，又仔细做读书笔记的，少之又少。说实话，根本比不上后来两三代（五年半代，十年一代）的“读书种子”们。读研究生期间好一点，导师督促，社会政治的风雨也紧一些，急用先学。我的阅读，比较整的一块儿，却是80年代末一场“奇遇”的副产品。那段日子，有时间，一天读十几个小时的书。
对了，非说80年代有个读书热，大概是全体大学生读小说了，伤痕文学啊，世界名著啊，等等。《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等等，我就是大学一年级读的。还有，就是读李泽厚啊、王蒙啊、张洁啊、雷抒雁啊。我们那一代学生，其实挺可怜。本来应该中学读完的书，带到大学读，过季了，庄稼怎么能长得好？况且，我们上一代人就不读书，否则他+她们就会教我们怎么读书啦，不至于自己瞎摸索。
读书报：您觉得那时候“好书”多吗？从什么渠道淘自己喜欢的书？
刘：“好书”？什么叫“好书”？没人告诉你什么叫“好书”。自己喜欢不喜欢而已。喜欢的，常常也是瞎摸索中得到的。
我自己通过两个渠道找书读，一是买书，一是图书馆借书。大多数读书的学生大概都如此吧？或者借书时候多，买不起啊。
读书报：在大学中给您印象很深、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是什么？
刘：日本人木村久一写卡尔・维特的《早期教育与天才》、《戴高乐回忆录》、卢梭的《忏悔录》等书印象最深了。最让我震惊的书是《豺狼的日子》，写职业杀手受雇暗杀戴高乐总统的一部纪实小说。
我这人有些“忘恩负义”，也有些油盐不进，谁想影响我，不太容易，而对我真正发生影响的，可能过后就给忘了。但有两本书我还是不能不提，一是阿兰・佩雷菲特的《官僚主义的弊害》，商务印书馆出的；一本《世界面临挑战》，作者有个长长的名字：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三联版。两本书我都读过几遍。佩雷菲特的书此后又出过两种，《停滞的帝国》――也是三联的，和《信任社会》，又是商务版的。我也读过两遍。佩雷菲特1999年12月1日去世，让我很难过。对了，差点忘了，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书，2005年还重温了一遍。
读书报：当时周围的读书氛围怎么样？
刘：大学里有一个不成型的小圈子，但经常切磋的是买书经验和心得，不太讨论读书感想。跟老师完全没有交流，也没听说谁书读得好。有一位教原著的老师，《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评》什么的，可以倒背如流。拉萨尔啊，考斯基啊，伯恩斯坦啊，都是跟他学的，但后来知道，路数完全都是错的。
读研究生时情况好多了。除专业组有几位经常在一起琢磨、争吵书的，还有外专业的几位，学社会学的、国际法的、法理的、行政法的、宪法的等等。我的一个同学，至今见面，谈论的话题多是围绕着书，二十多年，习性不改。前些日子他来买书，我们讨论了半天约纳斯、诺斯替教派，也吵中央地方关系，财税体制改革，联邦制。
读书报：大学时在读哪些报纸杂志？您和周围的朋友关注的是哪些问题？
刘：什么报纸和杂志都看，记不得名字了。那几种大型文学刊物每期必看。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总理、总统每天关心、处理的问题。现在多了一项，耶稣、孔子、佛陀关心的问题。好像生来不是为自己活着似的，想想都好笑。可几十年过来了，很难改。
90年代大学生 王晓渔
读书报：您在大学时的读书氛围是什么样的？真正沉下心来读书的人多吗？
王：我上大学的时候是90年代前中期。80年代末到1992年之前是个文化消沉期，到了1992年，市场经济开始起步，媒体上铺天盖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说明了知识分子对新形势根本就无法适应。
1995年到1999年在大学里面读书的是很少的。但是从1995年到2005年我能感受到阅读的氛围慢慢地复苏的过程。
读书报：读大学的时候您到哪淘书？
王：我记得最初的时候买书是到新华书店或者是去小书摊子，但小书摊子一般没有想买的书。从1997、1998年开始，民营书业开始进入大学生的视野，我记得当时有家席殊书屋，离我们读书的地方还挺远的，当时觉得那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地方了。席殊书屋要办张会员卡才能打九折，当时我们经常几个同学合办一张会员卡，每隔一个月，骑着自行车，骑半个多小时，跑去买一次书。
读书报：您在大学的时候关注什么报纸和杂志？
王：《读书》对我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北京的《中华读书报》和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在大学期间也读过一段时间。当时觉得《中华读书报》的特点是比较注重当下性，比较关注当下事件的报道和评论，《文汇读书周报》好像是文化老爷给他们撰文一样，比较注重旧事和文化掌故，这是当时感觉的一个大致的区别。
我主要是看1997、1998年之前的《读书》，后面的《读书》，包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不看的。在当时，《读书》对我来说有比较大的影响。
还有一本杂志：1995、1996年的《东方》――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也会提到，那份改版之前的《东方》。
当时对我们影响最深的杂志倒不是内地的杂志，而是一份香港的《21世纪》，一份美国的《今天》。当时看到这两份杂志感觉就是惊为天人――当时很多国内的杂志对我们大学生而言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还没有让自己有这样的震惊。当时通过各种途径看到《21世纪》的一些文章，震动非常大，《21世纪》整个的研究方式，整个的研究领域，文章的写作方式，和我们在内地看到的论文的写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我的有些朋友看《21世纪》之后，开始完全模仿人家的文风。在我们那些学生的毕业论文，包括在学报的论文里面，依然有许多模式性的话语的残留。甚至有老师以之教育学生，开篇要怎样开篇，结尾怎样篇末言志……其实对于更多具有规范性的论文来说，这些未必是非常重要的，“21世纪文”更多强调的是它的角度，它提出的是非常独立的研究精神，这在我们所能接触的刊物里面是非常少见的。
读书报：当时大学里有什么文学社团吗？
王：到了90年代中后期，社团就变成了学生的官僚组织。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如果要招人的话学生干部是不能用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群朋友办了一份文学类的小刊物，办了两三期，有些诗歌和小说之类的。但是我觉得90年代中的文学社团包括校园里面的活动，基本上是一种形式化的活动，它不具有更多的实际意义。很多人参与社团不是出于热爱，而是为了在简历里面增加自己的筹码。不只我们一所高校，我们和上海的其他高校也有过一些接触，整体感觉学生社团相对来说是比较无力的，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形式化的。
读书报：在大学里面有没有对您影响比较深的书籍？
王：还是挺多的。具体的批评著作，是上海的一个叫胡河清的批评家，可惜他1994年跳楼自杀。我们1995年入校，他应该说是我们的校友――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对我们那一代学生而言，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是顾准。顾准在我们读大学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但就在1997、1998年他成为一个公众性的人物，等于说他是重新被人挖掘出来的。
当时有些书是出版了，但是过了很多年我才注意到。像1998年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本书其实当时就出版而且影响很大，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了2000年之后才突然读到，还是挺吃惊的。还有一个不能被遗忘的，就是王小波，他1997年去世，正好是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读书报：那时候有没有形成自己的判断力？
王：我们读大学时还没有判断力，还没法判断一本书是好还是坏，所以有的时候只能采取相对比较偏激的方式，最热的书让它冷一段然后再看。当时觉得――其实现在也一样――一本书过于热，有可能是好书，但更多时候不一定是好书。不过这种方式也导致一些很好的书就错过了。
读书报：当时对公众影响较大的是什么书？
王：有一本是《中国可以说不》，在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这样问，对于读大学的我们来说，究竟是受王小波的影响大，还是更能接受《中国可以说不》的观点？如果诚实一点，我们那时可能更能接受《中国可以说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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