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品三国》从“百家讲坛”发家而更红更紫的是《于丹〈论语〉心得》。在凤凰卫视上我们看到于丹女士被“粉丝”们的热情深深感动了，下午开始的活动，天不亮便排起长队，能不感动？但我想知道的是，那家书店售出过多少本《论语》？一年、甚至几年能售出12600册吗？如果把孔夫子从九泉之下请出来坐在于丹女士身旁，
3月14日《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发表李洪岩先生《“于丹心得”之后的又一部〈论语〉新解》，同时还报道：“也许由于《于丹〈论语〉心得》的带动，《论语》注释、解读类图书俨然已成书市热点。”并且向读者推荐了十本这类图书，包括六本“流传已久、学界共所推崇的名家名作”，四本“新近出版，亦颇有可观，或可以成为读者的‘新知’”的书，李先生所评之书（陈小云《教女儿学“论语”》）尚不在这十本之内。我注意到，推荐的四本新书（还有陈小云先生的书）都是今年出版的；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是老书，也在今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了新版；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也是老书，但在2006年12月新出了简体字本。我们的出版界，看来确实一“带”即“动”。
任继愈先生说：“解读《论语》的书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这是好事，说明了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饥渴感。”（见3月14日《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陈洁的报道）但我却略感不安，因为解读之书“超级畅销”而被解读之书却坐冷板凳。一位大概应该算“粉丝”的女孩对我说：“于丹讲得就是好！”我问她读过《论语》没有？答曰没读过；又问没读过怎么知道讲得就是好、怎么知道讲的是“论语心得”而不是别的什么心得，她没回答，想了一阵说：“你的问题真奇怪。”然而，真正奇怪的是什么？是我的问题，还是那么多人不听孔老夫子自己说，而要听别人说孔老夫子怎么说。
不读原著读“解读”，并且能断定“讲得就是好”，对解读者相信到这个程度实在令人感动。然而这种相信却缺乏起码的依据，是道地的盲从。和《水浒》、《三国》相比，《论语》确实难懂一点，也不那么有趣。毕竟它是“说教”，不是小说。然而，读《论语》就那么难么？未必。我父亲五岁进私塾，启蒙教材是《三字经》。两年后读《论语》（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贵州安顺会文堂刻本），塾师只教认字，不讲句子；只教正文，不管注释。半年后读《孟子》才“开讲”，通常是先读五、六章，学生都能背下来以后，再回过头一章一章地讲。按这种办法读，据父亲说他和同学们都读得很有趣，说明读懂了。我读《论语》迟得多，已经到初中，自己也觉得读懂了，当然还很肤浅。重要的是，那是自己读懂的，得到的是自己的心得。
书，尤其是被称为经典的书，读懂是有一个过程的。只要去读，便会点点滴滴有自己的心得，日积月累，逐渐发展。来新夏先生告诉我们：“于丹的心得并不能代替你的心得”，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自己的心得对自己才是有用的，世界上许多事情都可以由别人代劳，但读书不行。杨伯峻先生告诉我们，各种形式解读或者诠释《论语》的书至少在三千种以上。我以为，即使你把它们全部读完，如果不读《论语》，你仍然不可能得到自己的“论语心得”。原著是非读不可的，解读类著作则是可以读也可以不读的。如果读，也要有正确的读法，应该看到任何“解读”都是一柄“双刃剑”，它能帮助你读原著，也能让你放弃独立思考，人云亦云。如果再发展到只读“解读”而不读原著的程度，那更会让你丧失自我，彻底盲从。
《中华读书报》推荐的十本书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其实不是“解读”之作，译文部分也许有点讲解的意思，注的部分便只是帮助读者自己去读。2005年以前该书是繁体字本，印刷过多次，我以为比简体字本好。古籍正文最好用繁体，在括号里注明简体，很多时候它比简体更容易读明白。举个例子，《天工开物》说“小麦曰来”、“大麦曰牟”，简体字完全看不出“来”、“牟”两字与麦有什么关系，但在繁体字里它们的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与“?”上半部相同，康殷先生在《文字源流浅说》里指出“?”字“象成熟的麦形，也即麦的本字。”而“?”是在“?”的下面加了表示人足的符号，表示“麦子来了”，本意是来去之来。现在这两个字的用法刚好掉过来了。“牟”字原来有麦旁，解释：“麦也。从麦牟声。”大麦芒长，原来有麦旁的牟字表示的正是芒长之麦。
古籍附白话译文，有利有弊，而弊大于利。学英语我读过英语简易读物，但从不读英汉对照读物，因为自己有喜欢走捷径的毛病，有了汉语译文便不会认真琢磨原文。古籍如果文白对照，我也会犯同样毛病。大概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我觉得许多人恐怕也会这样。文言并不像现在一些人说的那样难读，祖祖辈辈多少代人的实践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一点？
“译”的部分可以全部省掉，“注”的部分也可减少。字典上能查到的都不必注，只有那些查字典也不大容易弄明白的才需要注。例如《论语・雍也第六》有孔子的话：“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里面的“知”字就需要注一下，朱熹注曰：“知去声”，现在有些书径直印作“智”，而这并非简繁体的问题。
孔子《论语》本身只有两万多字，不“译”只“注”下来，十万字也许就差不多了。杜维明先生说：“弄懂原意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心得是个人的事情。”普及经典应该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首先便是为读者提供一本能让他们读懂的原著。至于在那基础上“个人的事情”，还是留给个人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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