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与其他晋商大院我去过许多次。这次到意大利佛罗伦萨，特地到大致与晋商处于同一时期的富商美第奇(Medici)家族的大院参观了一次。为了行文方便，我把美第奇家族的住宅称为“美家大院”。
美第奇家族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它由银行、金融和药业起家(其族徽的图案以6个小药丸为主体)，曾在15世
乔家和“美家”都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他们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也带动了一方经济，但关键是在富可敌国之后做的事不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完全不同。乔家致富之后或者把银子放在银窖中，或者拿点小钱来资助穷人。除了花钱买个“虚职”或者为着商业需要贿赂官员、接待慈禧、光绪之外，从来没有进入政界，更没有获得政治权力，也许想都没想过这些事。乔家和其他晋商大户一样只想当纯粹的商人，远离政治、文化或其他活动。富则富矣，但始终没有脱离封闭保守意义上的那个“土”字。要不是在乔家大院拍过《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后又有了《白银谷》、《乔家大院》等小说和电视剧，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乔家和晋商。辉煌过去之后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点什么，如果不是学者们挖掘，文人们鼓吹，也没有什么“晋商精神”。站在“美家”大院时，我不禁为乔家感到伤心。
“美家”则完全不同了。美第奇家族在致富之后除了有商人、实业家、金融家之外，还有诗人、政治家、艺术家，甚至出了两位教皇。从15世纪30年代起，这个家族统治佛罗伦萨达300年之久。如果仅仅是有钱和有权也就罢了，他们所做的事情中至少有一件推动了历史进步，另一件对文化功德无量。
推动历史进步的是支持了文艺复兴运动。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那一时期的巨人，如但丁、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都出生与成长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运动固然是历史的必然，也与这些巨人的才华和思想相关。但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支持是这场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思想解放运动最早始于佛罗伦萨的重要原因。美第奇家族从政治和经济上支持这些巨人通过文艺复兴宣传新思想，并为他们提供了保护。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不用多说，“美家”仅就这一点就比乔家在历史上的地位不知高了多少倍。
在文化上功德无量的是建立了乌菲兹(Uffizi)美术馆。美第奇家族在富裕之后收集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并建立了这个美术馆。最后又把这个美术馆捐给了佛罗伦萨人民，对一切人开放。今天当我们在这世界第一美术馆沉醉于那些精美的艺术品时，对“美家”的感恩之心油然而生。乔家和晋商其他大家族也购买收藏过少量艺术精品，但那只是作为个人雅好，不仅数量上无法与乌菲兹美术馆比，而且对社会的意义并不大。
当然，把生活在不同国家和制度下的乔家和“美家”进行对比也许不够科学，但从这种比较中，我们想说明的是富人富起来后该做什么，或者说富人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中国人历来主张“达则兼济天下”，但东西方人理解的“兼济天下”并不相同。中国人更多关心的是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例如，在发生灾害时施粥救济灾民，平时帮助弱势群体，或者修路、修桥、办义学这类善事。乔家和晋商其他大家族都做过这类善事。富人做这种“善事”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这仅仅是暂时、有限地帮助了少数人，对整个社会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无论在这些事上花多少钱，都无助于推动社会进步。我把这种“兼济天下”称为“妇人之慈”，仅仅追求一种个人道德上的完美。
西方人的“兼济天下”更偏重于社会意义。当年的美第奇家族支持文艺复兴和办美术馆属于这种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近代的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索洛斯、比尔・盖茨等人办大学、资助科学和文化事业也是这种有社会意义的事。洛克菲勒办芝加哥大学、卡内基办卡内基大学就比把钱用于扶贫要有意义得多。西方的富人有一种为社会的责任感，而不仅仅满足于“扶贫”的道德追求。
如果我们把乔家作为有良好道德操守的富人，那么，“美家”就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精英。今天的富人能向乔家学固然值得称赞，但如果能超越这个层次向“美家”学，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富人的真正社会责任在于为整个社会。
（本文摘自《活学活用经济学》，梁小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定价：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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