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俄国人来说，西兹格蒙德・克尔日冉诺夫斯基（Сигизмунд Доминик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是个稍显陌生的名字
克尔日冉诺夫斯基1887年生于基辅，1920年代移居莫斯科。布尔什维克革命让他从律师业转行，全身心投入哲学研究和写作。1922年春天，克尔日冉诺夫斯基在其栖身之地，一套阴暗狭窄，没有家具的典型苏联式合住房中的一间，他找来木床架子摆上马尾床垫，一张抽屉桌和硬木扶手椅，开始创作生活。克氏身为出生在基辅的波兰人后裔，时局下的战争和革命为他的个性添加了复杂成分。在生前写下的作品很少引起广泛注意。出版编辑拒绝他，经常用的措辞就是：“你这作品不合时宜，太不现代。”克氏本人说过一句名言：他自己“为人所知是因为默默无名。”他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美妙前景，也不是生活易于感知的外观，而是表象下更深的一层。他的大多数小说谜面纵横，纠结各种困境和难题。克尔日冉诺夫斯基说：“我喜欢这样写生活。我热衷的不是生命的加减算术，而是生命的代数。”20年代，他的小说在私人阅读中流传，引起一些评论人的赞赏，一少部分见诸出版物。他的作品跟布尔加科夫《白卫军》刊在一期刊物上，但他仍然不为大众所知。当著名导演亚历山大・塔依洛夫问他：“您到底有什么敌人？我有关系，可以帮你。”克尔日冉诺夫斯基回答：“不，您帮不了我，我没有敌人，我的敌人就是我自己。”的确，这是一个“饥饿的艺术家”式殉道者。他的作品不去取悦任何人，尤其是读者。作家尘封在档案室中的创作记录充满被拒绝和因故撤销的出版计划。高尔基曾经说过：“我看，公民克尔日冉诺夫斯基的创作大概找不到什么出版社，要是真找到，恐怕也得让个把年轻人的头脑错乱吧……谁需要这个呢？”在当时，高尔基的这几句置评不啻于一场文字杀戮。
在庸俗的政客文人中，克尔日冉诺夫斯基无缘求得知己，他的小说需要用“小说的视觉”去重新发现，这与苏联三四十年代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风尚大相龃龉，其结果就是被时代的洪流所湮没。他的小说人物和事件对苏联社会人生哲学的明讥暗讽，其本身也蕴含着作者的唯我哲学，当然无法在苏联时代赢得太多受众，甚至很有可能寂然无名下去的危险。但命运也呈现出宽容的一面：他一生中来得及写下大量形式多样的作品，几乎被完整地保留，让后人从抽屉里和书柜角落里翻检出来，拼凑出大师完整而多重的文学形象。
他的短篇小说大多精到别致，个人存在的孤独和乖戾多舛的环境常常将人物逼仄到一个不可能的空间――一切似乎绝对真实但又恍如梦魇。故事往往带有隐私刺探的味道，吸引读者一探究竟，不觉间就会被作家带入那罗织谜团的陷阱，因为，写实性笔触中的一切都并不可靠，一切似乎都在不断变形之中：
……记者施塔姆孤身一人来到莫斯科。这位靠用笔墨文章糊口的渺小文人担心难以找到栖身之所。他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首都这个大棋盘上找到自己的格子，去过莫斯科的人吓唬他说，莫斯科城人满为患，就连房顶上、过道和垃圾桶里都住着人。施塔姆一下火车就开始到处寻找房子。将就过了一夜后，他意外通过一个过路人的指点（那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窄纸条，这纸条便“神奇地变成了一套房子”），找到了一套顶层住宅租下来，不免沾沾自喜。但是施塔姆很快发现这个古旧的房间并不太平，他在门边发现了一个包裹，那是在这间屋子里死去的前房客寄给新房客的一个日记本，上面写着《尸体自传》――自杀者要他必须听完自己的生平事，“因为我已经跟你的‘我’纠结在一起，无法分开。”……
这是小说《尸体自传》（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трупа）的开场。《无法咬到的胳膊肘》（Неукушенный локоть）则是关于一个表演家尝试咬自己的臂肘，以便验证“超自然的后果”，撰写一项“咬不着定理”的怪诞故事。在《求积分》（Квадратурин）里，主人公从游商手里买了一种药水“治疗”“房屋面积问题”，他一面往地下滴药水，一面担心被邻居发现，招来住宅面积确认委员会。谁知药水效力过大，他对邻居的担心变成了恐怖：因为房子扩张得太快，他再也无法走出自己的房间。
克尔日冉诺夫斯基最大的特别之处就是唯我论、自我放纵和玄想的巧妙结合，将这些成分揉搓得真实可信。这实在是一种极其大胆的艺术。他故事的叙述人往往口才出众，出语半讥半警，将读者引入事务表面下的哲学层面。让人清晰地意识到，故事中所有不真实的行为逻辑的指向恰是真实本身。
克氏的讽刺术对苏联社会现实切中肯綮。他的故事主题包括苏联体制下的住宅短缺、社会人物中的政治流行病。但是，同当时著名的讽刺家们，米哈伊尔・左琴科、以利亚・伊夫和叶甫盖尼・彼特罗夫不同，克氏的讥讽术并不无专指，同时拒绝文学上的归类。更多的人将他同两位同时代人：卡夫卡和贡布多维奇相提并论，把他看作如博尔赫斯和果戈里、贝克特一样的文学巨匠。读过克尔日冉诺夫斯基小说的人应有同感，这是对一位秉承艺术至上的小说家中肯的评价，是他们执掌小说的火炬，使小说免于沦落为廉价的一次性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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