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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杂志和木刻

2007-04-1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袁向东 我有话说

抢修发电厂(木刻) 李桦

1949年创刊的《人民文学》杂志,在创办初期的栏目构成上有“画页”这样一项内容,而且在封面设计上也多采用美术作

品。在这些美术作品中,木刻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仅在头两卷共12期杂志中,木刻作品就有14幅。如果只是认为这是诗画同源的艺术传统所使然,似乎并不能解释《人民文学》这种特殊的构成形态。

《人民文学》之所以重视并采用了以木刻为代表的美术作品,除了有从《小说月报》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杂志重视图画的传统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人民文学》所秉持的文学观念以及办刊初期所面临稿源困难的缘故。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毛泽东在界定什么是文学的时候,用了转化的策略,将“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转化成“文学是干什么的”的,侧重的是文学的功能。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当强调文学功能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另一个尚未引起学者们充分注意的问题:模糊文体界限、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前者如胡适的诗文,后者的典型则是木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1949年10月25日《人民文学》创刊号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本文学杂志。也是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文协)的机关刊物,茅盾任主编,艾青任副主编。(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于1949年7月23日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国文协主席。1953年10月,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对《人民文学》杂志的创办国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毛泽东“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世”。周扬要求它“发表示范性的作品,指导性的理论”。时任文协副主席、党组组长的丁玲要求它成为全国文学活动的“司令台”。对于这样的要求,茅盾的发刊词只能借用文协的章程来表明机关刊物:“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给我们的任务。这任务就是: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服务,批评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与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场、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的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相互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运动”。

尽管茅盾的发刊词受到丁玲的严厉批评,说是没有思想的懒惰之作。但发刊词还是能充分说明,《人民文学》杂志是当时那个时代文学观念的物化。这种文学观念随着共和国的建立,已经成为未来中国文学无可争辩的方向。《人民文学》为了使这个方向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将被毛泽东誉为“文化总司令”的鲁迅作为自己的另一个精神资源。这种意图在创刊号上表现得十分醒目:有关鲁迅的照片2幅;与鲁迅有关的文章3篇:郑振铎的《中国小说史家鲁迅》、巴金的《忆鲁迅先生》、胡风的《鲁迅还活着》。重视鲁迅,使得这本文学刊物在继承延安精神和鲁迅传统之中起步了。

姜德明在《新文学版本》中说到由于鲁迅的倡导,当时左翼和进步刊物莫不以发表木刻作品为时尚,当年一般喜欢文学的读者,也都爱上了木刻作品,在读书界出版界形成一种风气甚至出现了抗战期间巴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的“烽火小文丛书”把陈桥烟的木刻作品编成《桥烟木刻选》,和茅盾、王统照、萧乾、巴金等人的文学作品一起出版的现象。(P133)鲁迅倡导的版画在延安曾得到很好的实践。1939年毛泽东给刘岘的木刻题词: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蚬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较为艰苦的生活条件、渴望普及的读者群体,再加上领袖的倡导和鼓励,木刻这种对原材料要求相对较低的传统艺术形式,在延安获得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培养了作者和读者。1938年延安鲁艺成立木刻研究班,当事人后来回忆说:“我们经常出墙报”,“每到什么纪念日,我们就印很多木刻,下面写着墙头诗,贴在延安周围,因此,所以延安的街道,城墙和延安人民的心中,都装满了木刻画”。(焦心河,《鲁艺两年来的木刻》新华日报1940、4、26)在《人民文学》创办的初期,遇到的突出问题是文学稿件的质量问题。直到1953年2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在《编后记》中还说:《人民文学》是一个以发表国内的创作为主的刊物,但我们感到最缺乏的就是创作方面的稿件。这一方面决定于我们编辑部的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在这方面我们仍是有缺点的;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便是决定于目前中国创作的状况。目前中国的创作,可以说是相当沉寂相当衰退的。特别是我们有许多专业作家,已经长久搁笔。《人民文学》在创办初期稿件之缺乏以及稿件质量之差由此可见。但此时与文学作品的相对薄弱而言,当时的美术作者和作品要成熟得多。这些作者多是延安鲁艺出身的画家,他们在木刻方面的特长,正适合《人民文学》要继承鲁迅的传统。所以《人民文学》在创刊初期刊登了李桦(创刊号的封面《抢修发电厂》等)、古元(创刊号插页《鞍山钢铁炉之修复》等)、石鲁(第一卷第3期《说理》)、彦涵(第二卷第5期封面《召集》)、刘岘(1956年的封面及其扉页)等一批延安走出来的画家的作品。这些木刻作品强调画面的叙述性,直接地反映了建国初期的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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